近年來，除了空服員和機師的職業工會等少數情形，產業工會在台灣工運的動員力道愈來愈弱，學者分析，全球化削弱了工會力量，現在 NGO 團體崛起，從網路社群發動另一波的抗爭。
以全國產業總工會等大型工會帶頭的五一勞工遊行，這幾年規模趨於縮小，有時改採定點設攤方式；此外，去年勞工秋鬥因故取消遊行，僅 40 幾人參加，成為台灣工運史上最小秋鬥。
這不是單一現象，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現象，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潘世偉說，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都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潘世偉解釋，廠商跟企業都會到世界各地尋找適合的地方投資，勞工運動強勢，會是嚇跑企業投資意願的因素之一。
潘世偉認為，NGO 異軍突起，台灣勞工陣線、工鬥連線等非政府組織（NGO）透過網路媒體、社群網站等管道提出訴求，對企業產生壓力，這些都是產職業工會力有未逮之處。
依據工會法規定，台灣的工會組織型態分為職業工會、企業工會、產業工會等 3 種，工會的代表性都一樣。職業工會由相同職業技能的勞工組成，企業工會由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公司關係企業、金控與子公司勞工組成，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業勞工組成。
3 年前，華航空服員罷工是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操盤，今年 2 月春節期間，華航機師罷工由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發起， 5 月 13 日將展開的長榮空服員罷工投票又是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發起，這幾樁動見觀瞻的罷工行動，華航和長榮的企業工會沒有扮演角色。
潘世偉直言，企業工會本身沒有什麼談判力量，沒有錢沒有力量，向心力也不夠，但產業或職業工會卻可以面對所有雇主談判。
潘世偉指出，台灣民眾對工會的信心也不大，主要是就業市場有彈性，如果勞動條件不好，勞工就會想辦法跳槽走人，公司內的企業工會很難凝聚勞工共識，與資方談判的籌碼不夠。
「這是民族性問題，你在國外很少會看到失業就去開店的情況。」失業就去夜市擺攤賣小吃、開店賣咖啡，潘世偉說，這在台灣是常態現象。
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也說，台灣歷史上經歷過戒嚴，所以台灣民眾對於勞工抗爭都會有一定的排斥，因為戒嚴，才會有後來的「工運流氓」的說法，也不讓外面的勢力協助企業工會的發展，才導致台灣工運偏弱的現象。
王娟萍表示，韓國雖然跟台灣一樣，有遇到類似戒嚴的狀況，但韓國的民族性跟台灣真的很不一樣，韓國即使面臨打壓，但工運卻仍然一直存在，而台灣卻因為戒嚴的關係，勞工運動中斷了很長的時間。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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