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志偉專欄》余英時反中共 湯瑪斯‧曼反納粹 台灣人可以反啥？

在台灣學界、文壇頗受尊崇的余英時大師日前在美高齡辭世。由於生前對中國、台灣及香港的民主化之支持，余大師那句「我在的地方，就是中國。」頓在此地引發相當討論。甚至因為有知名歷史學者如李筱峰教授發表對大師逝世的敬悼之文後，竟也引發同為台派／獨派的人士所謂「台灣主體意識」之憂。

然而，我支持筱峰的看法，我尤其認為余大師一句「只要中共掌權的一天，我就不回中國」（大意如此），其高度就值得吾人景仰了，結果卻被某位「獨派」留言「訓斥謾罵」一頓，說我和「不知哪來的臉自裱愛台灣的中國人如此相濡以沫。穿這西裝吃台灣人肉的垃圾中國人竟然在那裡大談思想高度，我在這裡直接寫一個「屁」字。」，有這種「獨派」，還需要統派嗎？我不由自問。

此人甚至問我「是不是搞不清楚狀況的台灣人稱你為台灣大使，就讓你飄飄然了？」

對此，我不想多回應。只是有關「台灣大使」這四字，因為也常被藍紅人「嘲笑」我自稱「台灣大使」，我就在此說一下：本人從不曾自稱「台灣『大使』。

我也只在乎「台灣／TAIWAN」，對「大使」無所謂。有「台灣」，我飄飄然，沒「台灣」，我悻悻然，就醬。

不過，寫此文，我要指出的是，極受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禮遇的余大師那句「我在的地方，就是中國」和納粹掌權前夕，輾轉流亡至美國的德國 1929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Thomas Mann)於 1938 年 2 月 21 日抵達紐約時，對圍著他採訪的記者們所講的話是前後相互輝映的：Where I am,there is Germany.（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

後來，這位備受美國各界歡迎和敬重的世界文壇巨星也應聘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講座，所交往的朋友包括愛因斯坦和羅斯福總統。

值得一提的是，湯瑪斯‧曼所那句「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是針對記者們的問題所回答的。記者的問題是：「流亡的生活是否難以承受？」。他的回覆第二天刊在紐約時報上：

「的確不好受。但是由於我深知德國已陷於中毒（按：指納粹當權）的氛圍中，因此比較能忍受流亡生涯，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覺得離開（這樣的）德國其實根本不算什麼損失。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我身上就帶著我德國的文化。而我和全世界都有交往，我不認為我有什麼失不失落的問題。」（筆者自譯）。

（It is hard to bear. But what makes it easier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isoned atmosphere in Germany. That makes it easier because it’s actually no loss. Where I am, there is Germany. I carry my German culture in me. I have contact with the world and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fallen.）

湯瑪斯‧曼的此番豪氣回應，顯示了他將納粹與德國區隔的本意。前者是殘虐兼變態的政權，後者是詩人與哲學家的國度。當然，實情是否如此，另當別論，但是，同樣的，余英時大師所念茲在茲的亦是將殘暴無道的中共政權與文史中國區隔開來，是否事與願違，同樣見仁見智。

以上，說真的，我太渺小，沒能提出答案。但中國人出過認為中共不可對台灣以武相向的劉曉波及支持自由民主台灣（獨立）的王丹、視我為兄弟的流亡德國之詩人作家廖亦武，光這點，就足以讓我為余英時大師之逝在心裡默默寫下一個「慟」字。而我堅信，有高度的「台灣意識」和我這樣的思維是絕對相容的。

余英時反中共，湯瑪斯‧曼反納粹，台灣人可以反啥？可以試著反省。

有些台灣人，也許可以反省一下：
你在媚中的時候，有區別「中國人」和「中共」嗎？
有些台灣人，也許可以反省一下：
你在挺台的時候，有區別「孤獨」和「孤僻」嗎？

原文出自謝志偉粉絲頁，芋傳媒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