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酒駕議題重新浮出檯面，而台灣歷經十年的酒駕防治，近年又多次修法提高刑度，酒駕比例呈逐年緩降的趨勢，卻似乎來到了瓶頸期，我們該如何利用日本的經驗，補足台灣本身的不足，進而降低憾事的發生。
大多人都會有錯誤認知，認為自己並沒有飲用到意識和認知能力降低的程度，就仍能正常駕駛，但其實酒精是一種中樞神經抑制劑，縱使飲用低酒精濃度酒類，依然會降低視覺角度，運動反射神經也會變得遲鈍，距離和速度判斷也會產生失真現象，自然事故機率就會大幅上升。
酒駕者高頻率酒駕的主因
酒駕的主因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錯誤認知下的僥倖心理，認為離家距離不遠或者沿途無定點攔檢的警力部署，基於僥倖或便利的心態，不願意採取更安全的交通方式；第二個層面是酒精成癮者的病態型酒駕，酒精成癮者的形成有許多原因，性質上類似毒癮與竊盜癖，純粹的處罰並無法根治，許多當事人甚至清楚酒駕的禍害，卻無法改變現狀，甚至為避免酒駕，選擇在家飲酒，醉酒後卻無意識騎車外出，清醒後人卻在警局，這些都不是單純的重罰可以遏止的。
台日法律差異與雷同之處
根據相關研究，也訂出了科學標準，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即有可能增加事故風險，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即不能正常駕駛，前者在日本稱為酒氣駕駛罪，後者稱為醉酒駕駛罪；於台灣即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的行政罰處份與禁止駕駛，還有刑法第 185-3 條「不能安全駕駛罪」。但相對於日本對於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以刑法進行規範的酒氣駕駛罪部份，台灣目前只停留在行政罰的程度。
兩地同樣也針對拒絕酒測者進行開罰，在考量兩地實質購買力差異下，罰金其實相去不遠，不同的是日本針對酒駕拒測，另外有有期徒刑 3 個月以下的規定。而兩地共有的，還有酒駕共乘者連座與酒駕致死傷罪，刑度皆以重刑化的方向修法，日本刑度略高於台灣。
另外最主要的是針對以下幾種情況的額外立法：
1.對酒氣駕駛與酒醉駕駛提供車輛罪
2.對有酒駕之虞者販售酒品罪
3.禁止對有酒駕之虞者進行勸酒
重新審視酒精娛樂的責任
日本針對酒駕防制，除了重刑化的處置，另一個方向則是擴大影響範圍，對於提供車輛與酒精者要求一定程度的注意義務。還有代駕業的扶植普及，也有一定程度影響，但最主要的還是強調酒精娛樂，其背後同時要背負的注意義務，也包含著出借車輛與販售酒類者的義務。這些措施遠比對酒駕者施以重刑來的有效，重刑只能一定程度的降低，並不能完全解決酒駕。
酒精鎖該普遍化使用
目前台灣修法後的新措施，就是將酒駕吊照後，必須強制安裝酒精鎖才能上路，這樣的做法確實可以有效的防制累犯。但換個方式思考，如果鼓勵一般民眾自行加裝酒精鎖，或者階段式的全面強制汽車安裝酒精鎖，讓酒精鎖成為標配，這不啻為最治本的手段，這個做法也不是沒有先例，歐盟執委會就曾經提過類似的議案，要求 2022 年後的新車出售時，必須安裝酒精鎖，
同時跟進日本的「對有酒駕之虞者販售酒品罪」與「提供車輛酒駕罪」，讓酒精鎖不再單純是累犯者的處罰，讓酒精鎖同時也是保護自身與提供便利性的方案，而不再只是累犯者的處罰，也比一味的加重刑罰，來的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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