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李弘祺，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我在台大讀書時就已經發現總是有一群學生經常與訓導處（現在改稱爲學務處）保持密切的關係。他們霸佔學生各類組織的重要職位，控制學生刊物（像《台大青年》或《大學論壇》）的出版，熱心反共復國的各樣政治活動。學校要辦什麽事情，他們會被召去出席，至少幫忙充充場面。
當然，他們也不覺得疲於奔命，因爲這樣才可能保證他們可以拿到格外的預算，掌握學生活動的去向，因此他們是樂此不疲。顯然地，在他們的眼光中，這個是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可以落實國家的教育政策。
國家或政府控制教育的方向和目的，中外皆然，就是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彌兒（John Stuart Mill）也是這麽説：「一般的國家教育不外就是把人民塑造成人人相同的機器；它是一個模子，把人們鑄成政府所喜歡的樣子，君主制度如此，政教合一的制度如此，貴族制度也如此，就是依賴多數決的【民主國家】也是如此。這樣的教育方式如果做得有效及成功，那麽它就可以把人們的思想完全控制，并且很自然地奴役他們的心靈，更甚於他們的肉體」。彌兒當然是反對這樣的國家教育的，但是他明顯知道這是一個到處都可以看到的由國家主導的教育政策和措施。
在我讀台大的日子，當然，國民黨的教育政策無非是要灌輸國民反共的信念。所以喜歡參與學校校外活動的人多是從受過共產黨迫害的家庭出來的，用極簡單的話來説，主要是外省同學。至少這個是我的感覺，因爲像我這個出身於所謂的「平埔」背景的人，怎麽也鼓不起那種懷恨「共匪」的惡念。
其實這些人當中也有不少是出於功利的考量，而選擇奔走公門，認同這種「到奴役之路」。對於他們來説，如何能在國民黨專制的政府裡攀升，繼續享受大學時代就開始有的特權是保障生命意義的重要途徑。生命的意義當然有其理想面和實際面：前者是他們選擇認同反共的動機，而後者則可以説是他們維護那個理想的表現（成績）。
什麽才是這些人的教育？其實説起來真的不是反共，反共是1950年代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需要美國保護的國民黨雖然在與中共慘烈鬥爭的過程中沒有能獲得美國的全力支持，而怨恨美國的為德不卒，但是在舉世反共思想的籠罩下，他們也不得不選擇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站在一起，以保護台灣這個所謂的「反共基地」，苟延殘喘。其實他們真正的教育核心是「中國」民族和歷史的持續和强大。
中國如同一個宗教，她才是賦予他們生存意義的根本。這個根本在先前的一個多世紀裡，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幾度幾乎亡國（坦白講，我一直不完全瞭解什麽是「亡國」。我到了美國努力學習作爲美國人，當然要放棄很多我本有的生活習慣和思想，這個算不算是「亡國感／芒果乾」？），因此如何能使中國富强、推翻西方帝國及日本對中國的「侵凌」，收復失土，憤吐怨氣，或甚至於真的做起「中國夢」，興奮地喊叫「强啊，我的國」（阿彌陀佛！）這才是國民黨教育的至高目標和中心價值（也是共產中國的教育，這裡就不説了）。
這些同學們因此知道兩件非常重要的事：一個就是中國是天下所有價值的源流，也是一切生命理想的歸宿。反共只是工具，以利於維持國民黨政權的維繫：保障孫逸仙建立的國民黨政繼續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的道統；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等「外教」暫時猖狂的幻覺幽靈。這邪魔外道是不是真的是暫時的幽靈，其實並不如維護中國（漢）民族血統和文化命脈的重要和具有優先性。
中國因此像是一個宗教，因爲它定義了這批徒眾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賦予他們生命的意義。信仰中國宗教的許多我的同學們（像最近剛去世的王曉波等等，當然許多後來在政壇飛黃騰達的馬、吳、賀X等等，以及曾經被關的姓曾的人們）基本上對於現代性完全排斥，主要是因爲家庭的背景、批判精神的缺乏、以及利害關係的考慮，再加上「同溫層」的相互取暖，就很自然地把課外活動當作是他們的教堂。
他們恨不得每一天、每一刻都能到「教堂」去接近信仰的「活的存有」（用神學的語言來説，這就是being），不斷地反復思考和反省所宗信的教義（訓詞，主義的重要語句等等，就像江澤民很自然地誇示他能背誦所有毛澤東的詩一樣），接受這些思想的洗禮，不斷地學習火鳳凰，歷「焚而不毀」（用猶太教的話來説）而「浴火重生」，並希望不斷地茁壯。
這群人自然地把所有不信「中國教」的人們當作是敵人。這也就是爲什麽他們充滿了「排斥防禦的機制」（xenophobic），自然地組織成戰鬥的團體。他們引入幫會的道義規則，内化生死與共信守承諾的態度，學習弟兄們結義的行爲，接受組織的仲裁，和保證使命必達的自我犧牲。
他們對於日本的恨固然出於戰爭的結果，但更是因爲只有在「恨」的氛圍中才能淬煉出自己的本質（essence）。對於台灣文化的缺乏瞭解、認同、乃至於輕視，乃是因爲大部分的台灣人缺乏他們那種家庭的歷練，無法瞭解「中國教」的崇高與絕對。
於是對這些大學生來説，成績好不好，道德生活是不是高尚都沒有特別的意義。他們當中很多曾經去聯考代考，這樣的行爲在他們看來絕對是崇高的，因爲這是教徒們相互濟助的表現！學術和道德沒有一項是比活在「中國教會」裡那般地受到肯定。
他們當然知道得到「由上面來的冠冕」才是真正的目標。所以能代表所有到成功嶺受暑訓的學員去接受蔣經國授槍或在他面前宣誓才是真正的「國家教育」的極致，以至於三、四十年後，竟然會發生被人家揭發並不是宣誓而只是授槍的事實。對許多不信這種宗教的人來説，這是何等可笑的事情。然而，對於他們來説，在國家（中國）裡的榮耀是他們的。這個才是終極的目的，至於學術的取得及倫理行爲的表現只是第二或第三優先。
如果我可以用許多眷區流行的「中央教會」的儀式、教義、組織、來做比擬的話，那麽我敢説，這些學生們一定會覺得屬於中央教會最爲窩心，因爲他們教會的正式名稱是「耶和華的軍隊」，他們的組織分爲「 區長、教區長、戰區長等等」。這個戰鬥型的教會組織的確反映了「中國」作爲「終極關懷」的對象的競爭本質。
許多人責備馬英九前總統對「九二共識」、「首戰即終戰」的種種説法是一種綏靖（appeasement）思想。然而這些批判的聲音忽略了他作爲一個信奉中國為他生命的第一要義，是他必須以嚴肅的宗教態度來維護的這個特質和堅持。說馬前總統是擁抱綏靖主義，這個是給了他太多的理性思考的空間和「諒」解。
事實上，就是appeasement這個字在西方也不過只是近一百年來才用的。從戰爭的角度來看，只有估計自己沒有能力打戰時，才會有怯戰的呼聲。因此對於馬英九來説，犧牲台灣所有人的生命來維護中國這個「being」（請看上面我對這個字的解釋）是台灣能換取中國「赦免」的途徑。説真的，因爲中國才是他們的核心價值，因此台灣會犧牲千萬人只是一種藉口，並不是他們的真正關心。
相同地，美國會不會派兵干預臺海戰事才反倒是他們所最顧慮的「意外」，他們希望台灣不要過度依靠美國，因爲美國的武器和軍隊硬體都「又老又落伍」。這種話並非要呈現美國軍力的現實。他們的擔心是萬一美國出兵，把中國打敗，那麽中國這個「神」就完全被摧毀了。田立克（Paul Tillich）説過：「終極的關懷」一旦被證明破滅，那麽這些人就從此變成空盪的遊魂，不再有生命的依靠，完全虛空。這個才是我們稱之爲「綏靖政策」的吊詭真相。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爲中國變成了他們迷信的宗教。
2020年9月30日於台北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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