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被害者》（以下簡稱《誰》）改編自天地無垠的推理小說《第四名被害者》。全劇以鑑識官方毅任視角為出發，他在偵辦連續命案的過程中，意外發現自己多年未見的女兒也捲入了其中。不同於其他的懸疑推理劇，《誰》並非是要釐清「加害者」是誰，而是尋找「被害者」及「下一位潛在的被害者」的過程。
總監製曾瀚賢表示：「一部像是這種懸疑推理的小說，講的都是『找到兇手是誰』，然後這一部戲反而想找的是『被害者是誰』」。《誰》以連續命案的帶出被害者們的「遺願清單」，每一位死者的遺願皆與下一位有所相關，彼此緊密連結。從他們的遺願中，也帶出現代都市中的社會隱憂。
虛構都市與再現：《誰是被害者》中的「平霖市」
《誰》中虛構了一個想像中的都市「平霖市」，而一切的罪惡皆悄然發生在這座城市的陰暗角落。 在拍攝手法上，時常以空拍的方式映照出城市的繁華，如：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車流、四處可見的高樓大廈。與之相反的是，事件的發生地卻都是在那骯髒、黑暗的老舊旅社、廢棄工廠、超收的安養院等。兩者間呈現了一種鮮明的對比關係：從遠觀來看，平霖市就如同其他國際都市一樣，是現代化、繁忙的都市空間；若近觀來看，卻充滿著破敗腐爛的氣息。
《誰》在場景設定與時間設定上兩者呈現高度的不協調感。雖然劇中將時間設定在現代，但在場景卻不斷再現80、90年代的建築及裝潢風格。這種不協調感也隱喻著，即便城市如何快速的變動更新，卻始終存在著那些未為人所注意的老舊建築。
而這些城市角落也呼應著那些不被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底層人物，他們所遭遇的痛苦同樣是不為人所知的。全片的畫面統一以壓抑灰藍色調為主，與此相對應於劇中的悲劇色彩，這種悲劇色彩並不只限於「被害者」本身，還隱喻著方毅任作為失職父親的自責及徐海茵作為倖存者所背負的童年陰影。
邊緣與中心：社會邊緣者的發聲位置
該劇的製作人湯昇榮曾提到，他過去曾有過一段在地方電視台擔任記者的工作，而位處於「地方」的視角，也使其更加關注於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誰》同樣以邊緣為出發，當死者因其自身的死亡而躍升為「中央」，得到大眾的關注時，他們的困境才會被真正的看見。
一如劇中的過氣女歌手蘇可芸，她生前曾想積極地尋求復出，卻總不招人待見。直至死亡消息傳出後，新聞媒體才大張旗鼓的緬懷她、為她做電視專輯、一一回顧其過往的歷史。還有房屋代銷業務張聰健，他生前曾試圖揭發公司不法的事實，不僅積極尋求記者的協助，還會到天橋上發送傳單，但血汗勞工的問題卻始終不受重視。總監製曾瀚賢在介紹這部劇時，便提到：「死了之後你那個存在價值，反而被因為大家想要更理解這整個案件的全貌，而用更多的力量一次的理解你。」這是對現代社會的一種嘲諷，唯有透過死亡的手段，亡者的聲音才終能被社會所聽見。
如何正義：法制內外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2019 年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已經帶出了在法治社會下，對「正義」的思考，然劇中大都還是集中討論於死刑存廢問題。在《誰》中，則是藉由一個草根性形象的刑警趙承寬，帶出對社會正義追求上的衝突與矛盾。
趙承寬本身遊走於黑白兩道之間，他對事件的處理方式不如鑑識員方毅任那般按部就班，而是有著自己一套準則。在劇中開頭時，趙承寬委託底下的警員偽造「王忠雄事件」的證物，試圖將嫌犯定罪。然而，其中卻被方毅任發現證物不符的問題，方最初所扮演的是依法行事、遵守規範的角色。
在劇末處，趙承寬替方毅任竄改證物後，對他解釋了王忠雄事件。即便如王忠雄那般罪大惡極的犯人，卻能屢次靠他的關係脫罪，因此「偽造證物」成了維持實質正義的最後手段。最後，趙說道：「我想表達的是，其實你跟我追求的事情沒什麼不同，只是手段不一樣而已。」這似乎也嘲諷著，在資本主義及利益結構下，維持社會正義並不能僅依靠「依法行事」。
「國際化」與「本土化」並存的台劇輸出
自 2019 年的《我們與惡的距離》至 2020 年初的《想見你》，台劇在揮別了 2000 年初偶像劇的產製類型後，逐步深化故事劇情、強化本土意象，從而奠定了類型劇在台的發展模式。本劇自 4 月 30 日在 Netflex 上架後，於短短兩天內登上台灣的排行榜冠軍。
《誰》的成功，除了顯示台劇產製模式的再進化，該劇的核心位置也展現了對本土社會關懷以及對邊緣者的關切。劇中探討到性別認同、血汗勞工、安養院超收等諸多議題，並具體地融入於商業類型片的形式中，從而提升大眾對社會議題之重視。此外，《誰》採取國際合作的形式，透過在 OTT 平台上架，張顯台灣的故事力如何在全球化下進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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