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權博物館於日前舉辦「臺德人權教育國際工作坊」，受邀來台參與工作坊的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執行長 Anna Kaminsky、史塔西檔案局主任 Niels Schwiderski、柏林圍牆基金會典藏與檔案主任 Manfred Wichmann、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基金會專案主任 Adam Kerpel-Fronius 也在今日前來促轉會拜會。
會中雙方除了介紹目前進行的業務工作情形之外，來自德國的外賓也觀賞了促轉會製作介紹校園監控檔案當事人閱覽計畫的紀錄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並交換各自在轉型正義工作中的心得。
Anna Kaminsky 執行長表示，德國的轉型正義工作處理的是納粹與東德共產政權時期兩段歷史的轉型正義，所以有許多不同的單位各自負責不同的工作。以此經驗來看，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不能只侷限於促轉會運作的這兩年期間，應該考慮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繼續進行，國會與政府也應該支持成立一個長期存在的機構，以持續負責轉型正義的工作。
Anna Kaminsky 執行長說
推動轉型正義不是短跑衝刺，是一場馬拉松比賽，馬拉松有 42 公里，德國大概也才跑了 12 公里，未來的路還很漫長。
不管是東德還是台灣，在經歷 40 年的威權統治之後，再隔了 30 年才開始轉型正義的工作，想必至少要花同樣數十年的時間，才能讓社會理解轉型正義的重要性。楊翠主委回應表示，促轉會將會提出關於轉型正義工作的長期建議，不論是如何轉移現在的業務，或是成立一個長期持續的單位，都是目前在思考的問題。
Manfred Wichmann 主任提出如何處理威權象徵的想法，他說社會對威權象徵的態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在這部分，確實需要給社會多一點時間。Manfred Wichmann 也提到，德國曾經對於在柏林市中心要以何種形式建立猶太人屠殺紀念碑，進行過長時間的討論。但是 Manfred Wichmann 事後發現，眼前已經完成的紀念碑不是轉型正義的目的，轉型正義的重點是在建立紀念碑的過程中，社會如何討論，如何呈現各種不同意見，社會討論的過程是比紀念碑本身的形式更具有意義的。楊翠主委回應，關於威權象徵的處理，我們也認為不能簡化為拆或不拆的問題，而是社會要如何去面對威權象徵，進行記憶或是文化的相關辯論，是比較重要的。
雙方針對轉型正義內容有諸多交流，在會議最後，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基金會專案主任 Adam Kerpel-Fronius 以美國內戰作為例子，說明內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至今仍會造成辯論與衝突，顯示一個不幸的歷史事件對社會影響的深遠。因此，
為了面對過去不幸的歷史，我們要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為言論自由一直奮鬥，這是能夠誠實面對歷史的基本要件。
促轉會非常高興有這次機會與德國從事轉型正義與歷史調查的專家進行交流，這些分享交流對於促轉會而言是寶貴的經驗，我們也期待台灣轉型正義經驗能與國際社會有更多對話！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