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邱振瑞，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自由是 20 世紀的政治中最突出的問題。
與其說，久野收（1910-1999）是個社會運動改革家，不如說，他是個身體力行的思想家。1933 年，他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師事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九鬼周造等人，並受到其思想的啟發。1933 年，發生了著名的「滝川事件」（註 1），此後，他結識了京大哲學科的年輕講師中井正一，共同參與編輯《世界文化》雜誌，旨在通過憲政知識的普及來批判國家的權力結構，確立自由思想的主體性。
另外，他致力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卓有成果。著有《憲法の論理》、《現代日本の思想》、《戦後日本の思想》；編著《三木清》，編輯《中井正一全集》和《三木清全集》。
牢獄之災
1960 年代中期，在一場座談會上，鶴見俊輔向久野收提問，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日本的媒體如何報導這場戰役？在久野收的印象中，日本的媒體對此有所報導，但事涉重要機密部份卻嚴密管制，只有當時的政府高官和軍部高層才知道。不過，少數良心派的報紙略為披露，一般讀者受限於這個資訊條件，幾乎無法知道那場戰爭的全貌。當時，日本左派知識人抱持這樣的態度：他們必須捍衛言論自由？或者期待九一八事變進而擴大？因為在激進的左派來看，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戰爭，對於行動派而言，隨著這場戰爭的開展，日本共產黨將遭受重創崩潰，那些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亦會跟著轉向。彼時的政治氣氛極為詭異，兩三個左派學生碰面，商量某個行動進程，意味著危機四伏。
弔詭的是，在這方面警方總是消息靈通的，他們事先得知學生的行動，在學生未展開行動之前，即上門抓人，情節嚴重者禁閉三個月。許多學生在拘禁中承受不住刑訊和營養失調，被釋放之後，很快就退出了激進的左派陣營。按照當時正統的左派觀點，無論是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國際情勢，充其量只是理論分析，這種情勢發展愈加快速，日本共產黨就瓦解得更快，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會更加速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這個現實的預測將嚴重限縮左派的行動空間。但在這當中，少數的左派人士對於重建共產黨仍然抱持一絲希望，他們透過各種微不足道的行動進行政治理念的宣傳。譬如，他們到街頭上發放抨擊政府的傳單。毋庸置疑，在當時這屬於違法行為，他們必須為此付出坐牢的代價。
然而，對左派思想家久野收而言，參與這場政治運動搏鬥的左派份子，就是在行使個人的抵抗權，他立足於這個立場來確立個人在政治上的自由思想。更準確地說，在左派的光譜上，久野收是該領域的要角之一，他對於社會運動的參與甚深，不過，他對於日本共產黨那種激進的做法，以及群體強制性的紀律和本質，仍然感到扞格不入。據他表示，那時福澤諭吉的著作發揮很大的作用，一度成為左派借鑑個人主義的思想源泉。在這個意義上，1930 年代的日本知識人認為，基本上，夏目漱石於 1914（大正 3）年在学習院輔仁會演講的「私の個人主義」已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接下來即群體時代的來臨，問題是，這個群體主義並未如他們期望的獲致成功，毋寧說是挫敗的。
正如上述，久野收大學畢後，於 1935 年與中井正一等思想戰友，創辦了《世界文化》雜誌，持續為自由思想發聲。1936 年以後，他開始與雙周刊《土曜日》和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保持距離，但是繼續出版反對軍國主義的著述。直到 1937 年，他觸及了政治紅線，被依違反《治安維持法》遭到逮捕監禁，關了兩年才釋放。據他所述，他是那年 11 月底入獄的，由於獄所內沒有禦寒設施，天寒地凍的天氣，他冷得渾身顫抖，而且獄方又禁止親屬探視。那時，他的鬍子長得沒刮，情狀極為狼狽。當時，警方主要目標為聚眾的激進份子，有時抓到單獨行動者，會以輕罪予以釋放。在這其中，不乏有骨氣的人，他們參與某個團體卻嚴守口風，絕不供出其他同伴的姓名。以著有《米開蘭基羅》和《明治維新》二書的學者羽仁五郎為例，他實際參與反戰運動而遭到警方逮捕，他卻獨自承受並沒賣友求榮。
丸山真男的批判
為此，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撰文批判這種荒謬的日本政治體制和國民心理。他在〈軍國統治者的精神狀態〉一文中，這樣提到：「我曾經在〈極端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中指出，『轉嫁壓抑』是日本社會體制的內在精神構造之一。這意味著這一種體系，即日常生活中的上位者將壓抑依次順位轉嫁給下位者，藉此保持全體的精神平衡。這種原理究竟與上述的日本法西斯體制中的『以下犯上』有著怎樣的關係呢？兩者是矛盾的嗎？並非如此。『以下犯上』是轉嫁壓抑這面盾的另半面，是轉嫁壓抑推委的病理現象。換言之，它畢竟是不負責任的匿名勢力的不合理發作，而且只發生在下層力量沒有公然組織起來的社會裡。它可謂是一種倒錯的民主。
只要民主權力還真正擁有在制度上從下層公開選出的尊嚴，它反而會發揮強有力的政治指導作用。這就是為何非民主國家的民眾容易陷入狂熱的排外主義的原因。
他們的排外主義與期待戰爭的心情注入在對日常生活的不滿。這樣一來，為了防止不滿的逆流，統治階層便煽動這一傾向，反過來又在危機階段中屈從於那種無責任的『輿論』，從而喪失了決策的自主性。」最後，丸山真男引述德國歷史學家F．梅尼克的見解，「隨著文明大眾的登場與軍事技術的發展，本來屬於政治手段的軍備機構演變成狂暴勢力開始自我運動，同時政治家再也控制不住大眾的動向……」從這個意義來看，上述這些引文無不在突顯日本知識人置身在軍國主義時代下的脆弱性，包括與久野收有著相同思想經歷的人，他們必須一面與之對抗一面克服和超越。
危懼中的暖流
而在諸多反戰著述之外，電影這種媒介亦發揮藉題隱喻的激勵作用。作家岸田國士所寫的長篇小說《暖流》就承載著這樣的任務。這部長篇小說於 1938 年 4 月至 9 月在《朝日新聞》上連載，連載結束後，由新潮文庫出版，1958 年改拍成電影，獲得很大的好評。這部小說場景在 1935 年的東京。故事內容描寫著名私立醫院院長志摩泰英因罹患了胃癌，隱居鎌倉山的別墅一年，這段期間其醫院面臨著破產危機。志摩院長有個獨生子，他具有醫師資格卻不想繼承父業，與出身子爵之家的妻子住在本鄉的豪宅，整日沉迷於賽馬和打高爾夫，使得志摩家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志摩泰英作為該醫院的創立者，希望醫院重建起來。於是，他特地請來年輕實業家日疋祐三，交由他完成其夢想。日疋祐三是個有為的青年，志摩泰英曾資助他就學念書。日疋祐三大學畢業後，前往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在某製藥公司擔任課長，他為回報志摩的恩情，允諾為院長效勞，復興這間岌岌可危的醫院。
不料，儘管日疋祐三擬定萬全的計畫，在改革的進行中，遭到反改革醫師們的阻撓。後來，日疋祐三派出了年輕的護士石渡銀混入其中，為其做眼線探查內情。故事到此，向矛盾的情愛發展。無所依靠的阿銀暗戀著日疋祐三，日疋卻寄情於志摩院長與續絃所生的女兒啟子。而阿銀和啟子的關係很微妙，她們是小學到女校二年級的同學。某日，啟子不慎被裁縫針頭刺傷，趕到父親的醫院治療，該院醫師笹島迷上啟子的美貌，當場向她求了婚。志摩夫妻贊成這樁婚事，啟子也沒有異議，但是最後因志摩院長驟然逝世，使得他們的婚期延至該年秋季。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爆發了。有流言指出，笹島在外面包養一個聲樂家情婦，不止如此，還有一名護士因遭到笹島玩弄最後自殺以終。志摩啟子得知這傳聞氣憤不已，立即要求解除婚約。就在這時，暗戀啟子的日疋祐三向啟子求婚，同時，他也得到了隱居鎌倉山豪宅的志摩夫人滝子的同意。只不過，當日疋祐三成功重建志摩醫院，卻遭到院長獨生子的要脅，逼迫日疋退出醫院經營，他只好另覓出路，前往中國尋找新的天地。在這段期間，啟子則決心走出自己的道路。要言之，《暖流》這部小說和電影贏得讀者和觀眾的喝采，很大原因在於三位主角人物的象徵意義：日疋祐三即翼贊壯年團的青年（戰爭時期右翼色彩濃厚的翼贊大政會的成員）代表；啟子則代表精神苦悶的知識分子，庶民身份的阿銀回到家庭的位置，各自開闢生存的道路。
現代唐吉訶德
在追求言論自由和向群眾普及教育的歷程中，久野收和其他社會運動的同志們所付出的，終究得到成效。當時（1950 年代），他們屬於「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的成員，在京都編輯出版「學生叢書」，每冊五十圓左右，以普及和推擴閱讀。另外，他們在京都還設立了「勞動大學」，讓廣大的勞工獲得更多教育機會，歷史研究者奈良本辰也加入講師的陣容。最讓久野收銘記在心的，就屬他與《警職法》的抗爭。在這方面，他認為作家高見順功不可沒，他不僅付諸行動，為知識人爭取言論自由並與之搏鬥，其九卷本《高見順日記》（勁草書房），即是對於二戰後的時代見證。
當然，諸如久野收這樣的左派思想家，關注的議題絕不止如此，他們批判的矛盾還指向天皇制度的正當性。必須指出，在戰爭時期所有批評天皇制度的言論，絕對是危險和禁忌的，因為批評者揮起批判的長矛時，也為自己招來各種危險。但話說回來，我們不得不佩服那些在白色恐怖時代裡敢於直言的人，敬佩他們始終抱持著唐吉訶德般的挑戰風車的精神。就此意義而言，一個作家的筆桿可能比槍砲更具威力，足以讓缺乏統治正當性的獨裁者寢食難安。尖銳的文筆也是一種神器。而且，這是作家自行研發的絕妙神器。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自行宣佈，在這場自由作家與政治獨裁者的較量中，最後是由拿筆桿的瘦弱者勝出。
註 1：「滝川事件」：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後為京大校長）在其著作《刑法講義》、《刑法讀本》中，對於「通姦罪」只適用於妻子一方的日本法律提出批判。瀧川幸辰的這一主張，遭到了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和政友會宮澤裕等人的抨擊，被指責為共產主義的學說，因此上述著作於 1933 年 4 月被內務省禁止發售。齋藤實內閣的文部大臣鳩山一郎甚至對京大校長小西重直提出罷免瀧川幸辰，小西校長拒絕；然而，根據文官分限令，瀧川幸辰仍然被迫停職。（引自中文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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