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年來，期盼中國平反六四的聲音未曾斷過，史學泰斗余英時卻反對用「平反」兩字。在他眼中，企求平反形同希望中國開恩，但中國不可能接受民主自由，沒資格平反六四。
余英時直言：「不會有共產黨承認天安門（民運）合法性的一天，他們認為天安門鎮壓是十分正確的，是它今天強大的原因，所以要它來平反六四，那是笑話。」
天安門事件即將滿 30 年，當年的民運人士如今多流亡海外，事件罹難者親屬也逐漸凋零。「天安門母親」創建人丁子霖等人多年來爭取平反，卻屢屢「被沉默」，期盼有生之年見到六四正名、為無辜罹難者恢復名譽，漫漫長路走得孤獨，也似乎見不到盡頭。
這些年來，中國透過資訊封鎖，讓一整代中國人難以知道天安門事件全貌。這場曾燃起民主希望、最終以血腥鎮壓收場的事件，成了現今中國官員口中輕描淡寫帶過的「政治風波」，當年留下的傷痕與記憶逐漸被大眾淡忘。
六四 30 週年前夕，余英時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寓所接受中央社專訪表示，中國教科書避而不談六四真相，現今 20 歲以下中國青年到美國讀書，幾乎都不知道天安門事件，見到報章、檔案畫面等實際證據時，都非常震驚且同情。
余英時說：「共產黨雖然有權消滅六四這個觀念，它消滅不了，會一直存在的。」
他表示，中國不允許大規模遊行示威，但小規模抗議層出不窮，由此可見，中國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消滅人對民主、自由的要求，「人類永遠有理想的一面，要求一個更好的社會、要求有正義感、要求公平，這是不能消滅的東西」。
30 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如今已成全球第 2 大經濟體，中產階級規模不斷擴大。人民物質生活改善之餘，對政治事務日益冷感，加上中國總書記習近平掌權後緊縮輿論空間，鼓吹民主、自由的聲浪愈來愈小，只要一出現，馬上就遭當局打壓。
在余英時眼中，中國正用「麻醉」方式統治中國，允許老百姓盡情享樂，但嚴禁批評政府、聚眾發表反動言論，否則就會冠上妄議中央、尋釁滋事罪名。但他強調，把所有人都變成像動物一樣，只講吃喝玩樂，沒有任何理想，是不可能的。
余英時不認為習近平壓制言論能成功，「如果一黨專政、一人專制、或是一個王朝專制可以成功的話，今天中國應該還是秦始皇時代。秦始皇很快就垮掉了，所以共產黨崩潰是時間早晚問題」。
1989 年北京民運風起雲湧時，余英時雖身在太平洋彼岸、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仍積極聲援中國民運人士，並在紐約時報刊登支持北京學生訴求的全版英文信。
談到這段歷程，余英時說，當時除了學生與知識分子，城郊農民也投入民運，他們要求的並非西方式民主、自由，而是有機會表達意見，不讓中國統治一切。民運最高峰有超過百萬人參與，不只是老百姓宣洩情緒，也令人看到政局變化的可能。
然而，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下令鎮壓，星星之火最終無法燎原，推動中國民主轉型之夢遭受重擊，影響一直延續到現今習近平一人獨大的局面。
余英時指出，當年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國黨內開明派鼓吹政治改革，傾向三權分立；鄧小平等中國元老堅持黨不能丟權，獲李鵬等黨內中生代支持。這場路線之爭，最後由保守派勝出，中國收回改革開放、重新抓權，並以「讓人可發財」為誘因，吸引黨內人士擁護體制。
鄧小平當時還安排集體領導制度，形成 10 年權力交接的潛規則，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都照此辦法行事，傳到習近平卻起了變化。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年 3 月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現年 65 歲的習近平終身執政奠定基礎。
余英時表示，鄧小平以為上述設計可長久維持，但政局一旦穩定，坐到第一把交椅的人不甘心和其他人平起平坐，一定會想改變制度。這就是極權政治內部要求。集體領導永遠只是過渡，不可能維持，過渡到最後不是民主開放，就是一人專制。
余英時說：「這局面都是從六四來的。我當時對六四是支持改革開放這方面，但我知道不可能了。你看那局面，後來動用到解放軍，你就曉得到盡頭了。從那之後，我覺得共產黨沒有回頭路可走，誰也不敢平反六四，因為只要有人認同六四，就非垮不可。」
天安門事件後，余英時決定不和中國當局有任何往來，也盡可能不見中國籍人士。他坦言：「我覺得沒有意義了，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起作用。」
即使如此，余英時仍深信政權存續要靠人心，而中國已步上國民黨 1930 年代走的道路，僅嚴控黨員意識型態，只要老百姓不威脅政權，中國不會干涉吃喝玩樂。鑑於國民黨最終失去人心、退守台灣，余英時仍對中國民主轉型懷抱希望。
余英時說：「永遠有希望，只要中國人不死光。但希望哪一天出現我不知道。」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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