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留日知青到台灣母親－柔韌的典雅女性

媽媽是留學日本的藥劑師，在那個年代非常少見。外祖父林朝木先生鳳山望族，她又是獨女（上有一早殤之姐），聰明睿智而好勝。屏東高女畢業後就與大舅遠渡扶桑，就讀於東京女子藥學專門學校（今明治药科大學）。她過世之後，我找到這張名片，才知道她曾在東京短暫上班過。返台後，先任職高雄的日本國營鋁業廠。後來任教高雄女中，擔任化學老師。在嫁給父親時，她的頭銜是高雄女中教務主任。2013 年媽媽告別式時，有七、八位年過八十，媽媽當年的學生來送她，甚至遠自高雄來。她們回憶說，「先生」裝扮時尚，常請學生看電影吃點心，情同姊妹。

媽媽和爸爸是相親結婚的。自鳳山嫁到台南，在那民國三十七年算是非常之遠。那時台灣自然沒有私家車。媽媽後來常提到說，她在鳳山的好友兼大學先輩學姐洪金珠（後來成為佛教界名尼天乙師父，我在「傀儡花」中的觀音亭住持，就是紀念這位媽媽的終身好友）看到我爸爸去迎娶的牛車，嚇了一跳。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在我家是另外一種情境的有趣見證。媽媽另外常提的一件事是，外祖父母給他的豐碩陪嫁，不久之後因國民政府「四萬塊換一塊」，因而「變薄了」。

媽媽出嫁前是知青加文青。我小時候玩過她陪嫁過來的手風琴，看過她婚前參加省訓團的書（包括「三民主義」，是孫文多次演講的文字原稿），還有昭和十六年的日本岩波文庫。

嫁到夫家後，7-11 式的診所工作加上大家庭家計，她的生活由優閒頓變忙碌。印象中，媽媽是女中豪傑，學養佳又活潑，常在家中藥局與病人或朋友縦論時事。我們小時候最愛在藥局當她的小幫手，一面聽大人談話，耳濡目染，長大了都具關懷社會之心。媽媽偶而自豪說，外祖父曾嘆息，可惜她是女生，如果是男生的話⋯⋯。她的字如其人，漂亮而帶豪氣，不像女性字跡，像她寫在這張大學時代照片下方的文字。這張照片，出自東京笹塜照相館。

媽媽的名氣以及「高雄女中教務主任」的經歷，讓當年的台灣黨外巿長葉廷珪（台灣才子劉吶鷗的妹婿）來邀請她擔任台南市女中（初步中）校長。媽媽當然心動。沒有接受的理由，除了不忍犧牲家庭與診所，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不太會講國語」。（她 1947 年以前在雄女任教，猶是可以用台語的過渡期）。這也是當年板蕩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哀怨之一。

那一代學日語與台語長大的知識份子，在三十歲不到，初入社會，就突然因語言的更迭，造成後半生涯數十年昇遷的困難及日常生活的不便。除非在公家機關可以學中文，否則雖因了解漢字而勉強看懂中文，但聽中文比看中文更難。像我父親，到老年聽中文電視新聞還要半猜其意。他們那一代，與子女在閲讀及思考上，使用了互不了解的兩種語言，政府又教育下一代去仇視上一代的日本文化，藐視上一代的台灣本土文化，造成兩代間知識與經驗傳承的斷層，彷如另一形式的社會文革。

這應是後話，我數十年來的深沈體驗：台灣既是強勢移民社會，兼又政權更迭頻繁，多重交錯之下，易產生集體社會傷痕。這在世界獨一無二，是台灣執政者的天生難題與困境。台灣的政治強勢者需永懷謙卑之心「謙卑謙卑再謙卑」，去為弱勢者的對方設想。理也許直，但不能氣壯。因為這其中有太多的「天地不仁」的因素在，本省外省之間，原漢之間，兩岸之間，皆錯綜複雜，悲憫寬容勝過多般計較。

爸爸媽媽雖然留學日本，但我小時候，他們提到日本，還是「四腳仔」，也以未被皇民化為榮，媽媽雖然喜好日本文化，卻依舊強調台灣尊嚴。他們在五〇年代批評日本時代的不平等，到了六〇及七〇年代對兩蔣威權體制以及對省籍偏頗的政權，更大為失望。於是在子女長成之後，1978 年冬，他們遁居日本福岡県田川郡綠个丘公立社區醫院，之後又移居偏遠的青森日本海邊小魚津。1990 年，家父健康出了狀況，於是我接他們回台北。

媽媽 92 年的生涯是豐富的。她遊歷了許多國家，見證了台灣近代百年史，自日本時代，世界大戰，白色恐怖，乃至黨外運動，政黨輪替。七〇年代之前，屢屢告戒我勿涉政治。到了九〇年代自日本歸來，她反而跟著上街頭。家父 1996 過世後，她不能適應台灣浮動的價值觀，晚年竟與台灣社會有些疏離感。

媽媽一生是幸運的，有好父母兄長，有標準夫婿，婚姻美滿。爸爸過世之前，她幾乎未曾下廚。而她又極勞碌命，因為家父沒有社交生活，除了看診還是看診，也不理家中瑣事，全依媽媽內外大小事全包。她與爸爸，是四位兒女的最好身教。她也滿意於子女的成就。

她是那個動盪古典時代較少有的女性知識份子，既熱愛國際時尚，又講究傳統道德。那種典型，多已凋零，令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