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傳媒記者胡家銘報導)
「誰か呼びます 深山の森で(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静かな夜明けに(寂靜的黎明時候)
銀の鈴のよぅな(像銀色鈴鐺一樣)
麗しい声で、誰お呼ぶのだろ(華麗的聲音 呼喚著誰?)
ああ、さほ姫よ(啊!佐保姬喲)
春のさほ姫よ(春之佐保姬喲)」
國家人權博物館昨(18 日)響起優美旋律,音樂教育家高英傑在新書《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發表會上,演唱父親高一生寫給母親的《春之佐保姬》,紀念父親的 110 歲冥誕。
高一生,鄒族名「Uyongu Yatauyungana」,日本名「矢多一生」,生於 1908 年,曾任警察、教師、作曲家、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是著名的原住民族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音樂家、詩人。曾協助錄製鄒族音樂、編寫《台灣鄒族語典》,不只積極投入部落公共事務與生活改善,如推廣農業新知、改善醫療習慣等;亦爭取新墾地,拓展族人的生存空間等。1952 年,因推動原住民族自治運動,被國民黨構陷其貪污而遭逮捕,兩年後被槍決,年僅 46 歲。其代表作有《春のさほ姫》(春之佐保姬)、《フロックスの花》(長春花)等。其中,《春之佐保姬》當時高一生在獄中(台北青島東路看守所)思念妻子所作的訣別曲。
「玉山社」結合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原』音重現: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並邀請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擔任引言人,她談到,自己的父親就是受高一生影響,而讓父親的人生有了改變,她說:「爸爸的話其實很少,但每次只要講到這位前輩,一定是以『曹族領袖高一生』為開頭,而且每次都會說到高春芳(高一生之妻)當年無法見到先生最後一面。這讓我深刻感受到,原來嘉義一帶的人們始終對受難家屬有一份難以表達的同情。」這也促成她和高英傑通信主要原因。
歷史不能假設,但周婉窈也忍不住想像,倘若能夠活在有陳澄波、高一生的時代,那麼,現在的嘉義、甚至是台灣一定會很不一樣。周婉窈認為,因為無數前輩的犧牲,以生命換來的人權價值,帶給我們幸福。如今我們能夠追求歷史真相、享受言論自由,你我都有責任來承擔。只有將這些受迫害的前輩化作國民的集體記憶,轉型正義才得以徹底落實。
《拉拉庫斯回憶》一書來自於高英傑對父親、部落及成長過程的回憶。當中也描寫鄒族部落的傳統、因應時代變遷的無奈,更記錄著父親與家人在悲苦時代下的遭遇。高英傑回憶起當時父親被捕的情境,他説:「當時學校的佈告欄都會公布原住民的匪諜、貪污或是叛亂案等,雖然我的成績都是班上前幾名,還是無法避免被同學投以異樣眼光」
「我那時一直期盼父親能趕快無罪釋放回來,所以每個禮拜天都會租腳踏車騎到台中車站,在南下列車的月台看會不會等到父親的身影,但是爸爸一直沒有出現。到了 1954 年的暑假,回到山上突然多了一座新的墳墓,才知道原來父親已經在四月被槍決了。」
高英傑也期盼,這本書的問世,能夠成為台灣歷史與轉型正義中重要的註腳,並在活動最後,與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蔡焜霖先生,一同合唱《千の風になって》(千風之歌),告慰所有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中犧牲的苦難者,現場氣氛安詳寧靜,一如《千風之歌》的歌詞所唱: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因為我不在那,我並沒有沉睡不醒)
千の風に、千の風になって(而是化為千風,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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