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回,某人問我,有無和梅克爾總理會面過。
我說:
「勉強算有一次。
當時她就坐在我對面,
直對著我說話,但是我完全不理她。」
對方驚問:「真的?後來呢?」
我說:「後來?後來,我太太過來把電視關掉,拿走遙控器,說,吃飯就吃飯,不要同時看新聞。」
話回來,我是真的和梅克爾總理講過話。
是這樣的,有一回,一位挺台、與她同黨的國會議員約我於某日某時於某活動現場碰面,說「有要事」,要我務必準時出席。
我依約前往。原來是他要利用該機會,讓我與梅克爾總理認識。
果然,那天,碰面後,他就帶我去一個攤位前,擠開重圍把我介紹給梅克爾總理:「Angela(按:梅克爾的名字),這位是 Prof. Dr. SHIEH,台灣的駐德代表。」她微笑點頭,和我握握手,看著我說:「很好,謝教授,很高興。」
我也僅說,「梅克爾夫人,您好,我是台灣駐德代表,很高興認識您。」大概就這樣。
人很多,都等著跟她握手致意。
請問,我可以事後吹牛說,我和梅克爾「約晤並交談」嗎?
當然不行!若可以的話,那就不是「她梅克爾」,而是「我沒課了」。
有詩為證:
不可混為一談者,
而企圖混為一談,
若不是魚目混珠,
那就是白目混珠,
兩者間倒不衝突。
***
又,不能不說:
楊斯棓,好樣的!
***
對了,我在德國攻讀博士五年,全靠的是德國政府的 DAAD(德國國際交流總署)博士獎學金。
第一年(1982)在台灣考取,全台 10 名。到德國入學後,第二年到第五年,每年申請延長下一年的獎學金。
申請時,除了要繳下一年的研究計劃外,還要附上該年的成績以及兩位教授的推薦信。三者缺一不可。
然後,總暑會依學科由教授團評鑑並作出同不同意的決定。
我連拿五年,直到拿到博士,算是幸運者之一。
但,只是幸運,並非僥倖。因為,成績的取得,不是課堂上四十至五十分鐘的口頭報告,就是學期書面報告。一份當然不夠,兩份至少,三份更好。教授的評分高低當然至關重要。
至於推薦函,更須課堂發言、報告、參與討論等,好讓教授對你有印象,且是正面的印象,(若每堂課都趴在桌上睡,教授也一定會對你有印象),才可能答應為你寫推薦函。內容、力道當然事屬關鍵。
由於每年都是如此,寒暑假我都在趕寫報告或準備下一個學期的課業。德國同學都出國四處度假,約我去,我沒一次去。不是沒錢,而是沒時間。五年中,一次也沒回台灣,拿到博士才返台。至今少見。
我是長子,可憐了我母親,每次電話一撥通,她一句「志偉,你吃要吃乎好,穿要穿乎燒」後,就哽咽起來,我也是 – 和昂貴的國際電話費無關,只是想念母親及多少也自責不孝(我讀大一那一年,家父病故)。
因此,很慚愧,那五年,整個歐洲,我基本上只認識德國的教室、圖書館和足球場。
其他,是五年後,再回德國作博士後研究、寫教授升等論文,才補認識的。
這次也是申請到德國國家獎學金,㩗家帶眷一年半,情況又不一樣了。有機會,下次再寫。
原文出自謝志偉粉絲頁,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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