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楊佳恬，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施納柏格區（Schöneberg）位於德國首都柏林的西邊，在東西德分裂時期，這裡曾是西柏林的行政中心。在冷戰時期，美國總統甘迺迪拜訪西柏林，他站在施納柏格市政廳的陽台上，發表了一場歷史性的演講。其中許多段落成為名言，如「自由有許多困難，而民主亦非完美」（Freedom has many difficulties and democracy is not perfect）、甘迺迪用生澀德文說出的 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個柏林人）。
走在今天的施納柏格區，隨意轉個彎便可聽到孩子們在公園中的吵鬧笑聲，不起眼的各式小店藏在巷道中，咖啡廳的老闆熱情地招呼著坐在外頭瞇眼享受陽光的客人，公車站旁的亞洲小吃店內坐著都會味十足的年輕人，熟練地用著筷子夾壽司。
拐進某個綠意盎然的巷口，看到一所小學，乳白色的外牆上簡簡單單地寫著校名：略克尼茲小學（Löcknitz-Grundschule）。當我抬頭望向校門口前的那盞街燈時，愕然發現上頭掛了一塊白色牌子，寫著：「柏林所有地區辦事處受到指示，立刻將市立學校的所有猶太籍教師停職」，右下角則是日期：「1933 年 4 月 1 日」。
這段文字不帶絲毫感情，卻又那麼令人感到心驚。1933 這個年代，獨裁者希特勒正在權力顛峰，納粹主義儼然成為德國政治主流。我怔怔地站在牌子前，這時一位五十出頭的太太走到我身邊，主動開口問我：「妳第一次看到《追憶之地》（Orte des Erinnerns）嗎？」
我訝異不解地看著她，她指指牌子，問我「妳剛搬來這裡嗎？」我答道我來此旅居幾週。她露出一個溫暖的微笑，「那就是我們的新鄰居啦！我正在散步，妳要不要跟我一起繞繞，這裡的每一步都有歷史背景呢！」
結果，這一走就是一整個下午。
住宅區中隨手拈來的歷史記憶
穿梭在這個年輕有活力的區域，卻又能夠感受濃濃的歷史氛圍。二十世紀初，著名建築師 Georg Haberland 在此建造了一棟棟美麗的建築，吸引了各界名流在此置產。住民當中不僅有富裕的中產階級，也有名人如科學家愛因斯坦、作曲家布索尼、導演比利懷德等等，愛因斯坦在此的故居現在也還有房客居住呢！
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在房屋外牆上也能看到牌子，介紹哪位名人曾住在這棟房子，也會毫不掩飾地解釋他因為不符合納粹政府的思想而受到迫害。在街角散步時，在地上也不時會看到紀念納粹時代犧牲者的絆腳石。
1909 年，當時的猶太籍居民蓋了一棟猶太會堂。納粹政府上台後，對猶太籍德國人進行一連串迫害，許多人消失在集中營，或是被迫拋下一切逃離德國。這個教徒心靈寄託的地點在納粹時期經歷大量的搶劫和破壞，戰後被拆除，現已不復見。猶太會堂的遺址上有所學校，原來就是我在巷口中經過的略克尼茲小學。小學操場的籬笆外、人行道邊立了一塊紀念碑，敘述著這段歷史。
數十年過去了，倖存者的後代前來尋根，安靜地站在這塊紀念碑前，放上粉嫩的玫瑰花和大小不一的石頭。這些石頭代表猶太習俗中守護亡者的心意。散步經過的居民，也會慎重地對這些外來人點頭致意。「如果當初歷史不是如此，或許我們今天都是鄰居」，帶著我散步的阿姨低聲呢喃。
轉型正義，從小做起！
略克尼茲小學立志不讓下一代遺忘這段歷史。校方堅信，德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過去不該是課本上背完就忘的章節，孩童也必須了解，這些殘忍的歷史當初是如何發生在你我周遭。
九月開學起，小六生有每周一堂的系列課程。在過了四個月的準備，初步理解這段歷史後，孩子們也參與 1 月 27 號「納粹受害者紀念日」的相關活動。略克尼茲小學的學生來自各個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藉由這個系列課程，孩子們學習到如何尊重各種族群。而家長們也藉由孩子回到家的敘述，更加了解自己居住環境的歷史，近年來更有許多家長積極地投入和協助，不同的企劃也一一衍生。
學校每年都邀請白髮蒼蒼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前來學校，讓孩子們能夠接觸第一手記憶，這些邂逅給孩子們的影響勝過任何一本課本。學童們目不轉睛地聆聽他們的故事，在發問時更是口無遮攔，因為他們真心想要了解當時的情況：「你們那時候沒有錢怎麼辦？」、「你是什麼時候最後一次看到你媽媽？」、「你現在對德國有什麼感覺？」
這一系列課程的最高潮，則是學年末的「堆磚儀式」。小學的遊戲場上有道用黃磚瓦砌成的牆，每塊磚瓦上可見不同的兒童字跡。1994 那屆的六年級生，把施納柏格區猶太孩童受難者的名字寫在磚頭上，好紀念他們。這個企畫被延續下來，成為學校傳統，至今沒有間斷過。每年的小六生可從市政廳的文獻裡選擇一名遭到迫害的猶太兒童，將其姓氏與生卒日寫到磚瓦上，再於堆磚儀式上慎重地將自己的磚頭砌到原有的牆上。
每個學童捧著磚頭，告訴現場來賓為何選擇追憶這位數十年前的鄰居：「因為我們的名字一樣」、「因為他以前就住在我們家這棟公寓裡」、「因為我們同一天生日」、「因為她跟我妹妹的名字一樣」、「因為他這輩子只過了一次生日」。
「孩子都會尋找跟自己有共同點的受難者，或是特別能夠引起自己共鳴的特點」，熱忱的女校長如此告訴我，「因為跟受難者有了連結，這一切就不再只是數據，孩子們發現原來每個數字、每筆資料背後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
不論再醜陋的歷史，都不能忘記
那麼校門口的那塊牌子是什麼呢？原來這是 1993 年當地居民經由多年挖掘當地歷史後，所發想出來的文化藝術，一共八十塊雙面牌子分散在住宅區中，一面是納粹時期各項法規或當時猶太居民的日記、家書，另一面則是相對應的插畫，名稱取為«追憶之地»。德文動詞 erinnern 有幾個不同的意思：「回憶」、「追思」、「提醒」。我個人特別喜歡「提醒」，是的，我們都要提醒自己和下一代，這是一段不該也不能被忘記的歷史。
我花了幾天時間，踩著腳踏車看完所有八十面牌子：「猶太人不得參加歌唱協會」、「晚上八點後（夏天九點）猶太人不得離開住所」、「猶太青年登山健行同時不得超過二十名」、「猶人不得進入電影院、劇院和音樂會」、「柏林猶太人須於下午四點到五點間購買食品」、「猶太兒童不得上公立學校」、「猶太人不得再購買報紙和雜誌」、「猶太音樂家不得從事相關工作」、「猶太人須上繳所有衣物」、「猶太人須上繳所金製、銀製、白金製和珍珠飾品」…
原來，清除某個特定族群向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從一些看來無傷大雅的小地方開始，一點一滴剝奪你的各項權益，直到什麼都不剩為止。
透過媒體和教育的洗腦，大眾也相信這一切都是如此地理所當然，有異議的人也會因為害怕被牽連，從起先的閉嘴變成乖乖合作的共犯。
我們在同一塊土地上比鄰而居
在施納柏格市政廳中的常展「我們曾是鄰居」（Wir waren Nachbarn）中，參觀者能夠翻閱成千上萬被黨國力量迫害的（猶太）居民的史資，也能領悟到，黨國不是一個遙遠的、抽象的概念，它是實實在在由「人」組成的。在過了七、八十年後，就連我這位短暫落腳的旅居者，透過當地人在轉型正義上的溫柔努力，也能認識這些過去的鄰居。他們曾經住這裡，我們比鄰而居，一點也不陌生。
或許，我們能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強大的力量，莫過於一顆包容和理解的心。唯有我們願意去了解每個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性向等，擁有同理心和思辨力，我們才不會那麼容易受到鼓吹而成為支持極權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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