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大屠殺能宣傳嗎？

本文作者為李中志，原文標題：大屠殺能宣傳嗎？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夕風塵僕僕跑去以色列學習，無奈學了半天還是語出驚人，說出大屠殺是以色列國際上最大的宣傳。此話立刻引發討論，若非柯市長的政治觀點在國際上不具分量，事實上也真的沒人嚴肅以待，否則把以色列紀念大屠殺和國家宣傳綁在一起，恐怕不會只是柯黑與柯粉在茶杯裡的風暴，勢必成為國際醜聞，至少是笑柄。

你能想像德國總理梅克爾或法國總統馬克宏這樣講的下場嗎？儘管如此，台北市可巴德猶太協會還是在第一時間提出抗議，認為柯文哲輕率誤用詞彙，是對受難者的再次傷害。理事長方恩格（Ross Darrell Feingold） 直接糾正柯文哲，指出以色列不是在「宣傳」，而是「提醒」世人「不再發生」，並意有所指說台灣社會對納粹的理解還有「進步的空間」。

然而無知者勇，柯文哲渾然不知「以色列宣傳大屠殺」已是否定大屠殺真的發生過的標準講法。就算柯無意否定大屠殺，此語對以色列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戰後爬梳這場浩劫的輕佻程度，已遠遠超過他平常顛三倒四的政治鬧劇。原本以失言當下台階一向是柯文哲披上亞斯伯格後的利器，或可再試，但這次柯市長卻一反過去，堅持己見。

二二八紀念日當天面對記者的再度詢問，直接否認用「宣傳」兩字是失言，「怎麼會是失言？」顯然這是他的確信，他還宣稱後來發現，以色列把這段歷史當成很重要的國際宣傳，這也是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非常團結合作的理由，這是他這次參訪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的心得，也對大屠殺的歷史有更多了解云云。這樣的心得，或許坦誠，但有點像上世紀 70 年代的小學生，看完匪情資料館寫在周記上的報告。

更可議的還不是語言的掌握，而是心態。將屠殺六百萬人命的歷史悲劇工具化，恐怕只有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才會想到的邏輯，但筆者可以斷言這不是猶太人乃至於西方知識份子對大屠殺的反省。事實上戰後反對以色列建國的猶太人也大有人在，大家孰悉的漢娜鄂蘭就是其中之一。她從戰前積極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戰後轉為懷疑者，更公開反對切割巴勒斯坦。

其實當一個人想當然耳說出大屠殺團結了猶太人，進而促成了猶太復國的實踐，就已經褻瀆了理性主義最高的理想：人道精神。難道以色列國族主義者要感謝希特勒嗎？同理我們要感謝二二八的殺戮推進台灣意識嗎？不管是團結以色列也好，還是國族宣傳也好，都是微不足道且帶有罪惡的副產品，若以此來詮釋猶太人的災難，實在是看小了猶太人乃至西方文明對那場浩劫的反省。

當個觀光客去參觀大屠殺紀念館並不困難，但意義實在不大，畢竟它不只是聊齋屋。沒有一定深度的背景知識，趕行程的光觀客能感受的十分有限，作秀般的政客就更無可指望了。其實這麼沉重的人類史悲劇能否由紀念館來承載，自始就有爭議。沒有猶太人能在大屠殺紀念館內找到安慰，也沒有德國人或納粹同情者能在那邊得到告解，既無寬恕，也無救贖。

包括哈伯瑪斯、阿多諾在內的許多戰後思想家，根本不認為大屠殺是可以呈現的，他們認為大屠殺的邪惡已逾越了歷史線性的發展，是反現代化理性主義的惡靈，不但無法以理性分析，甚至無法任何視覺裝飾表現，遑論在紀念館內以有限的元素彌補大屠殺所摧毀的人道精神。

納粹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多在東歐，但非以集中營原址改建的大屠殺紀念館要到90年代才慢慢在西歐與北美出現。參觀者不難發現，這類的大型紀念館都只是有限度的重現集中營現場，殺戮照片的展示也相當克制。這樣的設計來自相信「不再發生」不是因為恐懼，而是要時時保持對周遭往集權游移的警覺，不斷挑戰國家機器定義人種的優劣。

在納粹強大的宣傳機器下，人種、性別、性向、智商、職業、身體精神的殘缺等等，都是能夠輕易透過國家的宣傳，讓生命優劣產生分類與歧視的標籤，再以秩序與效率的美麗之名說服追隨者。每個大屠殺紀念館一定反覆強調這些納粹宣傳的伎倆，而柯文哲在參觀完之後竟然直接將「國家最大的宣傳」套在以色列頭上，人家能不跳腳嗎？

正如可巴德猶太協會的理事長方恩格所言，台灣對納粹的理解確實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然而回頭看西方世界，他們對那場浩劫的理解似乎也是在退步中。隨著二戰世代的逐漸凋零，嬰兒潮之後的世代對那場浩劫的理解只存在純粹的理論中，學界與大眾文化出現極大的落差，這和大型大屠殺紀念館出現的時間一樣，也就是上世紀 90 年代之後，或許是巧合，或許有尚待釐清的關係。當大屠殺隨著這些現代紀念館進到大眾的日常，它不再是禁忌，對它的視角也多元起來，但這些視角是可以接受的嗎？ 再透過商業利益的推波助瀾，大屠殺的悲劇可以變裝後販賣嗎？ 這個問題在戰後的頭一個四十年根本不存在，沒大眾文化願意去碰觸這個痛苦的議題。雖然知識界還沒棄守，大眾文化的品味已經改變了，簡單的答案是，有何不可？

二十多年前義大利諧星貝里尼（Roberto Benigni）自導自演了一部納粹集中營裡的虛構故事，《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1999 年在美國上演，極為轟動。筆者做為一個非猶太裔的觀眾，顯然缺乏對大屠殺應有的敏感度，看完之後也是感動萬分，加上誤以為貝里尼是義大利猶太人，對他能以那種詼諧敘事的手法去記憶那場浩劫感到不可思議，用 90 年代李登輝政府與扁市府時代政治正確的講法，就是走出悲情。90 年代轉型正義的理論尚弱，在那個一瞬間，筆者幾乎同意了李扁的政治妥協。

國際上顯然多數人也持相同的看法，義大利人視貝里尼為英雄，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請他到教廷一起觀看這部電影，說是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貝里尼並沒有否認大屠殺，自認是以悲劇的角度去看大屠殺，宣揚在最糟的時代生命仍然美麗，但《美麗人生》還不只這樣，貝里尼再跨一步，代替猶太人面對大屠殺，它的最高道德是寬恕。對非猶太人而言，這十分的政治正確，讓這部電影得到許多大獎，三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外語片與最佳導演等大獎。

但不久一些猶太人終於說話了，史蒂芬．史匹柏認為貝里尼之所以能拍出《美麗人生》，只是因為他不是猶太人，輕輕點出問題，卻無限沉重。許多其他的批評則相當嚴厲，認為那是一部自我感覺良好的低級喜劇，沒有人能夠以遊戲的態度面對大屠殺，大屠殺也沒有笑場。對大屠殺開玩笑，就像對亂倫或性侵開玩笑一樣不道德。多年來貝里尼一直在為這部電影辯護，當然，我不認為貝里尼是出於惡意，也不是無知，用另一位批評者的講法，貝里尼只是一位「成功運用廉價的悲情卻無悲劇印記的旁觀者」，畢竟大屠殺不是一段屬於貝里尼的歷史感情，最多只是一位帶有感情的旁觀者。

台灣對二二八的處理呢？當外省第二代懵懵懂懂中拍出《悲情城市》，卻從此壟斷了大眾文化對二二八的記憶，現在要談二二八的反省恐怕還太早，而這個紀念日對柯文哲而言，恐怕只是妨礙他騎腳踏車，綠營最大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