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傳媒記者邱家琳報導）野草莓學運結束至今，已過十年光陰，太陽花學運也即將屆滿五週年，當年的參與者有了哪些新身份？又如何開闢新徑實踐理想？曾是野草莓幹部、太陽花幕後推手的嚴婉玲，擔任過社民黨籌備處秘書長，經歷 2016 年台南大地震後，決定留在家鄉創辦非政府組織「台南新芽」，凝聚公民力量來監督市政。
「我選擇一條奇怪的道路，沒有那麼標準與典型。」嚴婉玲說明，地方的 NGO 通常會有個比較在意的議題，比較少做市政監督，像台南社大關注環境議題，台南也有很多文史保存社團，新芽則是補足他們遺漏的地方，或做一個串連，讓他們跟進議題。這可能跟她自己習慣當協調者有關，導致新芽也不小心成為這樣的角色。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嚴婉玲也提到，在地方經營壓力團體，與做政黨沒有兩樣，只是追求的目標不同，政黨要有公職席次、有議員，甚至可以選市長，但如果做 NGO 的話，要強調如何讓人民認同，並具有公正性。
經歷兩年時間摸索，台南新芽逐漸步上軌道。對此，嚴婉玲坦言，自己比兩年前剛回來的時候，接地氣很多，她也帶了很多台北的社運模式回來，辦記者會、工作坊與講座，但不是每一項都有效果，而談議題的力道也不一樣，在台南談議題，你更在意的是案子背後碰到的人是誰、有什麼關係，甚至是與空間的連結。
社運的啟蒙 來自政大台史所與野草莓
出身府城的嚴婉玲，生於 1977 年，自小不喜歡被傳統束縛，從台南女中畢業後，先是就讀政大國貿系，隨後重考上政大法律系、師大歷史系，2006 年念了政大台史所，開啟她對戰後台灣史與社會運動史的興趣，進而與社運圈有了聯繫。
國貿、法律與歷史等三種領域的訓練，為嚴婉玲激發出不同的思維與視野，也對她往後參與社運時造成很大的影響。她說，自己與社會科學出身的人不太一樣，商學院讓她懂得從效率、如何達到目標的角度思考，法律系令她意識到制度是要去改變或利用的對象，而她的研究興趣與對社運的啟蒙則是在政大台史所明確找出來的。
2008 年的野草莓學運，是嚴婉玲第一場正式參與的社會運動。她當時已經修完所上的課程，準備要寫碩士論文，在野草莓發生的前一天晚上，發起者張之豪、先前參加政大台史所營隊的台大濁水溪社學生，問她有沒有興趣來聲援他們的行動，剛好她與研究所的學長姐弟妹聚餐，於是隔天下午就一起相揪參加，而她也莫名其妙進入了決策小組。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嚴婉玲表示，她在決策小組的時間沒有很久，大概兩到三週，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彼此互不信任、下一步該怎麼做，即便野百合的參與者回來分享經驗，也沒辦法給出決定性的意見。之後學生拉起糾察線，有學生證才能進帳棚，試圖維持學運的純潔性，由此都可以看出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慢慢摸索的過程，最終長出一個很奇怪的權力結構。
野草莓學運雖有決策小組，但採取接近直接民主式的集體表決，任何提案都需要交付現場參與者投票，卻幾乎做不成決議。對於何時退場，學生們意見相當分歧，決策小組希望展開一項大行動後，就可以離開廣場，但有人認為要做出實際的成果才能退場，也有人被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的話「這種事挺兩天就過了」激怒，決心留下來，導致退場的提案不斷被否決。
「我無法忍受，不知道自己負責的對象是誰，每件事情都無法往前進。」嚴婉玲無奈說道，在第三次提出退場的案子前，她覺得自己把所有人都安撫好，也找到願意退場的人來舉手表決，結果這件事還是走漏風聲，想要留下來的學生動員更多人來，最後仍被否決，這讓她覺得自己幫不了整個運動，也有很大的壓力，於是辭去決策小組一職，並離開廣場，直到 11 月底才再次參與遊行。
太陽花學運期間 作為NGO與學生的協調者
野草莓無架構式的混亂、彼此互不信任的狀況，讓當年不少參與者感到挫折，也造成了「運動傷害」。嚴婉玲在野草莓落幕後，全心投入寫碩士論文，有一兩年時間，完全沒有接觸社運，直到 2011 年，她幫陳文成基金會舉辦「閱讀台灣 探索自己」的徵文活動，跟文化圈、媒體圈有了些交集，陸續參與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與反國光石化等社運。
2013 年 7 月，台灣多個公民團體串連，正式組織「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抗議馬政府與中國黑箱簽署服貿協議。嚴婉玲也參與其中，並擔任執行秘書，協助律師賴中強、台大教授鄭秀玲與出版人郝明義等人，召開多場研討會、記者會與街頭演講，直接涉入後來的太陽花學運。
同年 12 月底，「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舉辦大型的反服貿集會，雖然還沒創造出全國性的討論，但議題逐漸燒起來，學生也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隔年 3 月，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宣布完成服貿協議的審查，引發學生與社運團體反對，發起 72 小時連續守在濟南路上的抗議行動，而林飛帆與黃國昌等人衝入立法院議場，太陽花學運自此展開。
圖片來源：反黑箱服貿協議粉絲專頁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嚴婉玲作為 NGO 與學生之間的協調角色。她笑說，她覺得自己真的是「現世報」，2008 年的時候，她很天真，想要什麼物資就打電話給林世煜前輩，到了 2014 年，自己變成接學生電話，負責把東西變成來的角色。
她也坦言，作為協調者最大的挑戰是兩次學運的合作與信任基礎不同，318 的學生主體性變得比較強，與 NGO 的想法不一定相似，裡面就會有很多衝突。像佔領議場後，學生仍在思考如何拉高壓力，讓政府願意低頭，像衝進別的地方，增加更大的能見度，但對 NGO 來說，光是要維持濟南路與青島東路的現場，就已經夠忙碌了。
圖片來源：反黑箱服貿協議粉絲專頁
「雙方對事情的想像與判斷不一樣，我在這中間就變成很為難的角色，變成大家指責的對象，衝突有時候會具現在我身上。」嚴婉玲表示，從她嘴巴講出來的話，不是她個人的意志，而是 NGO 的集體決議，但學生們就會覺得是她的意思，像 324 佔領行政院事件後，她傳達 NGO 並不希望有這項行動，學生就認為她想要切割。
從台南大地震看見跨黨派的合作
太陽花學運發生前，嚴婉玲就被找進「公民組合」，密集討論如何籌組政黨，待學運落幕後，便舉辦記者會，宣告新政治、新經濟、新社會等三大目標，希望告別舊思維，但隨著成員越來越多，內部的意見與理念逐漸分歧，最後分裂為兩股勢力，也就是目前以黃國昌為首的「時代力量」與范雲的「社會民主黨」。
嚴婉玲加入范雲的陣營，成為社民黨創黨秘書長，協助開會擬定章程、找辦公室，2015 年也計畫參選新北市中和區的立委，但因為政黨協調的結果，最後決定不參選。她說，不選立委後，她也沒有回到秘書長的職位，便低調參與，私下幫助呂欣潔、苗博雅打立委選戰，但 2016 年的選舉結果令她相當震撼與失落，發現自己被同溫層現象迷惑，她原以為社民黨能拿到兩席不分區立委，但只過了 2.5% 門檻，連 5% 都不到。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2016 年大選結束後，還沒想好下一步何去何從的嚴婉玲，先回到故鄉台南休息，在 2 月 6 日深夜，遭逢芮氏規模 6.6 的大地震，市區多棟建築物倒榻。地震後，有年輕人邀請她一同在臉書成立「助台南志工團」，協調物資與發佈正確訊息，在幾天時間內就獲得熱烈迴響。
「這場地震讓我看到在地年輕人可以跨越黨派，願意在此時來做點事情。」嚴婉玲感性說道，在「助台南志工團」裡面有綠黨成員、民進黨小黨工與前國民黨助理，但他們不分立場合作，因為連結這群年輕人的是「青年世代」，而不是特定的政治立場。
以此為契機，嚴婉玲決定創辦「台南新芽」，效仿沃草的模式，透過剪輯議會的質詢影片，動員網路與公民力量監督台南市政，其中迴響最大的影片是議員林阳乙在質詢時，呼籲警察不要抓「短程酒駕」。這段影片公布後，網路社群紛紛轉載、媒體跟進報導，讓林阳乙親自到「台南新芽」粉專留言道歉，表示自己發言不當、酒駕就是要零容忍。
圖片來源：台南新芽官網
成立「台南新芽」後，嚴婉玲不斷思索「在地」的意義與概念，試圖拉近理想與人民的距離，但她認為自己還是有些「離地」。她說，過去這兩年，新芽仰賴她的家族支持，所以她一直逃避募款，直到最近辦完兩場募款餐會，才發現自己少了一些機會去學習，她認為這是自己現在要趕快改進的事情，因為募款是一件比做組織更接地氣的事情。
「我的募款餐會既不有趣也不令人感動，沒有讓參加的人真心誠意覺得我在做一件好事，而願意掏錢出來支持。」嚴婉玲自省說，台北場是「剝削」同溫層朋友，台南場則是仰賴親戚與長輩的支持，而不是她真的有能力說服一個陌生人，告訴對方自己在做的這件事很好，應該跟她一起做。
除了監督市政、推廣性別議題外，「台南新芽」未來也會著力於台南校園的不當體罰、霸凌與性暴力議題，以及討論台南縣市整合後的差異。對此，嚴婉玲期許說，新芽該做的事情會繼續推動，但未來不只是埋頭苦幹，也要讓陌生人感受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與自己有關。
圖片來源：台南新芽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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