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三月學運的風起雲湧，是有一個清晰脈絡可循的。當 1990 年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屆滿之際，國民黨在蔣經國過世後，黨內保守勢力「非主流派」推舉林洋港、蔣緯國角逐第八屆總統、副總統，企圖與「主流派」正副總統候選人李登輝、李元簇一別苗頭，讓國民黨的赤裸裸權鬥白熱化，這也就是當時所謂的「二月政爭」戲碼。
當年由於第八屆總統、副總統即將改選，正副總統的產生仍由四十多年來不曾改選、被戲謔是「山中傳奇」的七百個老國代來投票決定總統，再加上國民黨內非主流發動「二月政爭」，陽明山上的老國代一連串違背民意的動作，在在都在全民的怒火中加柴添薪。
1990 年 3 月 13 日，多年未曾改選的老國代，趁著即將舉行第八屆總統選舉，自行通過國代任期延長為九年，老國代不僅追加出席費又自肥，出席費由 5 萬 2 仟元調整為 22 萬元。國民大會主席團預算審查小組的資深國代崔震權提議表示：「出席費不能低於上次數目，否則將會影響總統的選舉」，一語道出老國代們政治勒索的惡行。這些抗退的「萬年國代」試圖透過國會的各種運作，攬權自重、貪得無厭的惡形惡狀，終於挑起台灣人民的憤怒之火。
3 月 16 日傍晚，數十名大學學生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樓下靜坐抗議，拉起「同胞們，我們怎麼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抗議布條，這些抗議學生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民國是會議、廢除臨時條款、提出民主改革時間」四大訴求布條，正式掀起「三月學運」的序幕。尤其在當時的集會遊行禁制的博愛特區，這是一場非法的集會，這些靜坐學生在可能被警方驅離的心理壓力下，度過驚魂的一夜。
攝影/邱萬興
3 月 17 日，校際學生開始串聯，參與靜坐的學生慢慢增加到數百人，由於輿論不斷報導，在中正紀念堂大門口參與靜坐的學生人數一直增加中，參與的學生與教授，決定用靜坐手段來表達他們對國民黨強烈不滿，從數十人的集會擴大成數萬人的群眾集會。
參與靜坐的學校則包括台灣大學、中央大學、中興法商學院、高醫、北醫、東吳大學、文化大學、政治大學、陽明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實踐大學、台灣神學院、台北工專、建國中學等校。3 月 18 日凌晨，學生在首次合作的校際會議上，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同時，全國學生運動聯盟也由台灣大學范雲、周克任、北醫呂明洲、東海大學郭紀舟、中興法商學院陳尚志、輔仁大學廖素貞、文化大學林德訓等六校代表組成「七人決策小組」。決策小組後來陸續增加到十一人，台灣大學研究所學生鄭文燦擔任決策小組發言人、台灣大學社會系范雲擔任總指揮。學生很快就訂出「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原則來運作。各大學決定開始響應發起「柔性罷課」，將上課地點改到中正紀念堂，學生並且定名為「民主教育週」。廣場上的學生「我要抗議」、「我要抗議」呼聲喊得震天響。
攝影/邱萬興
3 月 19 日，有一部分學生要拉高抗爭訴求，展開絕食抗爭，要求李登輝總統與行政院長回應學生的四大訴求，最後共有 60 位學生參加絕食行列，給執政的國民黨形成很大的壓力。深夜 11 點，學運團體的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的精神象徵。學運廣場上，「野百合」，象徵學生對台灣本土的認同。
有非常多的民眾捐輸，提供睡袋與各種物資給廣場的學生，3 月 20 日早上，全台灣都在注視廣場上的學生，外國媒體也開始大幅報導台灣的學運，廣場的抗爭也成為國際的焦點。
3 月 21 日，靜坐學生的精神保壘「台灣野百合」，上午製作完成，並移置在廣場中央，「野百合」代表台灣的民主春天到了。順利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李登輝，決定放下身段，於下午3時在總統府接見學運學生代表。會面當時，李登輝肯定學生的作為，允諾召開國是會議。
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學運指揮中心於 3 月 22 日早上宣布撤退聲明（追求民主 永不懈怠）學生陸續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離開六天共處的廣場，留下堆積如小山的睡袋。
野百合學運也是國民政府遷台以來，最大的一場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的民主呼聲，激起了全國的共鳴。之後李登輝總統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並在 1991 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萬年國會就此終結，這是台灣最重要的民主改革。
原文出自邱萬興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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