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由於公共衛生良好，一向少有疫災發生，就連 SARS 肆虐全球時，日本仍然保持零確診。所以，對於源自武漢的新冠肺炎掉以輕心。加上，誤信 WHO 提的假訊息，而且，在四月初，睽違十二年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首次訪日，七月分間隔五十六年的東京奥運更是舉國盛事，所以，明知疫災，已經肆虐全球，但，投鼠忌器，不但沒有大量篩檢疑似的病例，也不敢太早宣布禁止疫區人民的入境。
直到三月廿四日全球感染人數高達三十七萬人，才決定延期奥運一年。
自此之後，日本政府才認真地動了起來，在擴大篩檢之下，原本潛藏地下的病例，有如雨後春筍般紛紛破土而出，確診人數在全國各地爆增，所有的醫療機構都措手不及，醫護人員連起碼的護身工具（口罩、防護衣等）都付之闕如，嚴重不足，甚至著用垃圾袋權充防護服。
四月十四日，我看到大阪松井市長的沈痛呼籲後，身為醫者，感觸尤深，十五日投稿，期待娘家台灣，義助大阪的燃眉之急，「全球台灣醫衛總會 GTMA」應物如響，當天就籌募到了一萬件雨衣（充當防護衣使用）及二千件防護面罩。
但由於航班鋭減、運費倍增，重達 921 公斤的雨衣，採用海運（運費約日幣十九萬円），廿三日由台灣出港、廿七日抵達大阪港。但，必需繳交 10% 的消費稅及 10% 的貨物稅。我想這是台灣民間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義助鄰居日本，而且完全出於一片愛心，豈能稱斤論兩的加以課稅，而且，這也是台灣寄付者的血汗錢，所以我提出免稅手續，但，過程繁雜鎖碎，不但要求受贈者（大阪市政府）及捐贈者（敝院）各自提出「無償讓渡」的「誓約書」，還要我提出捐贈的動機、目的、使用方法、使用場所等等，我只好將我呼籲支援日本的中文投稿文，再翻成日文提供給日本的稅務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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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作業龜行蝸步，廿七日抵達大阪港，三十日才能出關，交到大阪市政府手中，已經是五月一日了。
由於五月是 WHO 的年會會期，每年淪為 WHO 棄兒的台灣政府，都會在國際間，大聲疾呼以求公道。此時此刻，正值疫災勃發，全世界都陷入愁雲慘霧中，唯獨沒有 WHO 眷顧的台灣，不但，防疫成績斐然，而且，行有餘力可以幫助四鄰，台灣政府慷慨捐輸各國千萬枚口罩，嬴得各國的掌聲，但畢竟是官方的捐贈，難免會被有心人士認為是有政治的考量。
台、日一衣帶水，雖然民間往來密切，但畢竟是非邦交國，日本的地方政府，當接受來自台灣官方的捐贈時，固然，禮貌上會欣然接受，但，內心難免會有些許的過敏反應。然而，對於純民間的捐贈，則是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求之而不得。
所以，為了凸顯這些助日抗疫的活動，完全是出自台灣民間的一片愛心，在通關過程中，再煩再惱也不敢勞駕台灣的駐日單位，以免授人以柄，讓居心叵測者有機可乘地說，這些民間救援活動都是台灣政府在後面慫恿。我只有在捐贈交貨時才恭請「台灣駐大阪辦事處」處長前來立會作證，以向台灣的寄贈者負責。
上個月，我接受一家日本的電視台專訪時，該女記者居然問我:「為何要呼籲幫助日本？」「有什麼理由（目的）？」，我一片赤誠，急人之急，卻，卻被人有所質疑，我雖然心裏難過而且不高興，但，可以理解該記者為何有此一問。
昨天《日本經濟新聞》在頭版以斗大標題「保守的行政 遙遠的出口」，痛陳日本政府行政的過時落後，使得疫情的舒解遙遙無期，仍然看不到出口。文中指陳「政府的僵硬行政出現了問題」，將「IT
及民間的活力棄而不用」,要求日本政府向這次抗疫成功的台灣汲取經驗，云云。
日本政府官僚的奉公守法，固然可取，但，非常時期仍然墨守成規，就會作繭自縛而延誤救災。九二一大地震時我寄贈四百件大帳蓬給故鄉魚池鄉，二OO三年 SARS 期間我寄贈十八萬枚口罩給衛生署及埔基醫院時，一切運費包括由日本到台灣的航空費及台灣島內的運輸費，全數由台灣政府負擔，免稅通關、手續簡便明快。如此才能達到迅速救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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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水救近火本非易事，非常時期，一板一眼的日本官僚又拘泥於法規，按步就班的行事，反而曠日費時，長此以往，勢必會使台灣的寄贈者，望而卻步，讓台灣民間的援日熱情，由降温而冷却，因而，得不償失，這一點，日本政府應該三思而行，見賢思齊虛心地向台灣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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