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葉懿倫，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面對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防疫計畫，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指示口罩禁止出口一個月，立刻引發了馬英九前總統的政策批評，認為政府應該基於人道立場、兩岸互助，不僅不應禁止出口，更應該積極協助對中國防疫物資的供給，隨後引發了國內輿論的論戰。面對新型肺炎引發的「口罩」政府該不該管制出口爭議，我們可以用更理性、科學的數據判斷，不該讓「理盲又濫情」成為防疫最大的破口。
加班增產不夠用，限制對外出口，才能填補對中進口缺口
口罩管制一個月，是否是台灣面對新型肺炎防疫的必要緊急貿易管制措施，是民進及國民朝野兩大黨最大的爭議點，究竟該不該出口，產能、供需數據會說話。
沒有口罩貿易管制時，台灣平均每月進口超過 3 千 6 百萬片，出口約 1 千 5 百萬片，我們可推估國內若將出口產能全部轉為己用，每月仍有約2千萬片的缺口，而進口口罩中，每月約 3 千多萬片來自於中國。
根據經濟部於 1 月 27 日公布的國內廠商口罩產能數據，台灣平日產能 188 萬片，在不增加人力最高可生產 244 萬片，就算部分廠商投入人力採 24 小時輪班，短期內台灣所有產線最高可能產能為 390 萬片。在考量疫情為短期衝擊事件、現行勞動規定，採不增加調人力推估廠商每日平均增產 56 萬片，預估一個月（以 30 天）國內產能可望增加近1千7百萬片口罩的供應，合計 3 千 2 百萬片口罩，僅約現行台灣對中國口罩進口量，也就是說政府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請廠商加班增產、同時限制出口，才能平緩我們對中國口罩的依賴。
相反地，2019 年台灣對中國的口罩出口不到兩百萬片，占比僅約 1%，台灣限制出口，受影響是日本、香港、韓國、新加坡等國，並不會造成中國防疫需求的大缺口。
防疫視同作戰，台灣防疫需求遠比想像大
春節前台灣傳出首例疫情後，蔡政府即宣示「防疫視同作戰」，在總統大選熱度下，兩岸關係矛盾被強化，民眾對於疫情的關心，政治、公眾人物的操作，使得防疫措施被政治化，甚至引發了國人意見的對立。
但若把醫療統計搭配口罩國內產能數據，可明顯看出，單靠廠商在現有人力每日增產數量，恐怕無法填補國內防疫要因應防疫控制必要、避險心理產生的短期、龐大需求缺口。
根據 2018 年衛福部的醫療服務量統計，台灣有超過 23 萬醫護從業人員，每日近 40 多萬的各式門診、手術人次就醫民眾以及 10 多萬的住院病患，若再考量陪伴的家屬、看護、志工等，在一般醫療的情況下，每日使用需求人數推估超過百萬人次，單防疫最前線的醫療機構，就能消耗掉國內一半以上產能。
若再考量與人接觸、密閉空間，公共交通或是住宿餐飲等有飛沫傳染風險的百萬服務就業者的防疫需求，第二線需求，台灣現行的口罩自給供給量能，不足以供應台灣防疫前線與國內一般民眾對疫情預防之心理需求。
從過年期間的口罩搶購潮，廠商及貨運業者停工造成的產能、物流缺口，雖然政府緊急決定將國內口罩存量約 4 千 4 百萬片釋出部分，彌補缺口，但台灣真正的醫療危機卻是在未來半年。
疫情失控，中國口罩限制出口才是大問題
以 SARS 為例，2002 年 11 月到隔年 7 月全球病例僅達八千多例，中國為五千多例，但截至元月30日武漢新型肺炎全球確診病例已經超過七千例，更嚴重的是包含西藏在內的中國境內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出現的確診病例，顯示中國交通運輸的進步、人口移動快速化，讓新型肺炎的傳播速度、倍數遠比 17 年前的 SARS 多更多，唯一不變的只有中國隱蔽的防疫心態，在防疫警覺性低、衛教觀念落後，加上資訊不透明，難以在短期內控制疫情。
身為全球最大口罩產能與出口的供應國，一旦中國疫情控制時間拉長，中國廠商可能為了國內自身的疫情防堵、市場需求，將出口優先轉為內需，或是由中國北京政府，如台灣行政院一般，直接下令管制出口，防疫優先，則別說從台灣、日本等海外地區買、捐口罩，萬一中國不能或不願出口，國際每年數十億的口罩缺口，將是另一國際問題的開始。
理盲又濫情的少數者，才是台灣社會團結的破口
前衛生署長李明亮曾在面對 MERS 疫情時提醒國人「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假設疫情未能在一個月控制，以台灣現行口罩市場每年對中國高達 4 億片進口的依賴，行政院若提高風險管理強度，將未來的口罩可能進口缺口都估算近來，以提早限制出口方式加以因應，增加國內儲備量，一旦中國採取強硬貿易管制措施，台灣要維持國內正常醫療、居家需求都有困難。
防疫決策必須考量國內現況、疫情的風險層級，在狀況仍難以判斷時，身為台灣歷經 SARS 事件的台北市長、2015 年 MERS 防疫的馬前總統，卻率先帶風向，批判政府政策、建議政府將台灣儲備的口罩送至武漢協助控制疫情，當年馬前總統用少數暴力、「理盲又濫情」對反服貿學生的批判，或許更適合用在他對於「口罩限制出口」的政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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