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馬非白，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二次大戰終戰到 1952 年《中日和平條約》期間，台灣歸屬處於不確定狀態，可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竟在終戰第二年開年就頒布所謂的《漢奸總檢舉規程》，開始濫捕台灣人民，至少有上百名台灣人被扣上「漢奸」罪名受難，知名的富豪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等人也同時被捕。
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才成立不久，就迫不及待在 1946 年 1 月 16 日根據《漢奸總檢舉規程》發動「漢奸總檢舉」，要求「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台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依據公開的資料顯示，實施半個月就收到三百多件檢舉，到同年二月底共逮捕了四十多名「漢奸」。台灣人面對改朝換代立即勇於檢舉自己同胞的作為，實在令人搖頭汗顏不已。
1945 年 9 月，「中國戰區」日軍投降儀式在中國南京舉行，辜振甫、許丙和林獻堂等人曾被指定從「太平洋戰區」的台灣前往觀禮，他們如何遭人告密檢舉，不得而知；他們被指控與部份日本主戰派軍人密謀企圖發動一項所謂的「台灣獨立計劃」。這項計劃並未實際推動，只是初步商議階段，歷時一個星期就夭折了。不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下令特務，在 1946 年 3 月 21 日，將辜振甫等一批人逮捕。
當時一起被捕的，除了辜振甫、林熊祥、許丙（日本時代擔任貴族院議員）等三人，還有林熊祥的哥哥林熊徵（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創辦人）、陳炘（台灣最早的金融家，創辦大東信託），以及簡朗山（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社長）、徐坤泉（日本時代著名大眾小說作家，著有《可愛的仇人》）等人。
林熊徵和陳炘是被以「漢奸」罪名逮捕，經過一個多月的偵訊，兩人都因「查無實證」而獲釋。陳炘曾為這次遭遇寫了一首古典詩：「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他沒料到的是：二二八事變時仍遭極權政權殺害。
林獻堂也曾對他們被捕而在日記中寫道：「以莫須有之事虐待紳士，台灣統治之黑暗從此更甚矣。」
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簡朗山、徐坤泉等五人，可以說是「漢奸總檢舉」實施後最早被逮捕的；他們被逮捕前，極權政權的司法院搶先函釋：「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制裁，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因此，根據終戰後極權政權制定的《戰爭罪犯審判條例》，以「戰犯」移送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偵辦。
該事件起源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之日，台灣日軍中的主戰派，包括陸軍少校中宮悟郎、陸軍少校牧澤義夫等人擬定「台灣自治方案」，企圖利用當時在台的二十多萬日軍，結合台灣地方人士，拒絕中國國民黨及美國的接收。
被網羅的台灣人士包括了三十多位御用紳士及有名的抗日人士，其中，內定辜振甫為總務部長，許丙為顧問，林熊祥為副委員長，組織的名稱擬定為「台灣自治委員會」，由日本人主持。
可是，中宮悟郎等人所擬吸收的台灣人，未必全部贊同，在徵詢林獻堂等抗日人士的意見時，遭到嚴重質疑，因為當時聯合國對台灣的政策如何，以及中國國民黨政權對台政策、美國對台態度等等，都不明朗，所以，他們都持保留態度。
根據當時著名的左派文化工作者蘇新的記述，林獻堂為了證實，曾經拜訪了台灣末任總督安藤利吉【註】，他們會面的情形是這樣的：
「林問：外面廣傳，有『台灣獨立』的計劃，有無這件事？安藤答：有這件事，但這是少數軍人一時的衝動，我已經制止他們了。安藤說得很乾脆：我們軍人只聽天皇的命令。安藤拜託林獻堂轉告其他人：希望各位先生也不要作違背天皇命令的事。」
林獻堂將會面經過告訴杜聰明等人，於是，杜聰明、羅萬俥等人在 8 月 22 日邀同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也拜訪安藤利吉，安藤就利用這次會面正式公開表示，台灣人民不得輕舉妄動，禁止有圖謀台灣獨立或自治的情事。
安藤還非常慎重地向在台灣的日軍下令禁止軍人蠢動，另外，也下令台灣各地的警察機關，禁止台灣人的獨立運動。辜振甫等人知道事不可為，決定取消參與「台灣自治委員會」之議。於是，所謂的「台灣獨立計劃」便胎死腹中。
極權政權進行清算時，遭到特務機關傳訊的多達三十多人，其中，林獻堂因自始即持反對意見，經過一次傳訊後即未受到干擾，但有多位與辜振甫等人較接近者，則多次被傳喚問供，不勝困擾恐慌。羅萬俥則在傳訊時指稱：「據我所聞台人之言陰謀獨立自治者，以辜振甫最厲害，許丙次之，林熊祥又次之。」（羅萬俥在日本時代創辦《臺灣民報》，戰後曾被選為臺中市參議會參議長、國民參政員。擔任過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 1948 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
該案審理拖了一年多，主要是由於：（一）辜振甫等人極力否認搞獨立，只是身為「日本人」，在跟長期有良好關係的日本統治當局商議自治的可能性；（二）《戰爭罪犯審判條例》對戰爭罪犯的定義期間介於 1931 年 9 月 18 日到 1945 年 9 月 2 日，超過終戰日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身分難以釐清；（三）辜振甫等人自被逮捕後便全力動員多方關係，直達國民政府高層進行疏通，事後又極度表現忠誠。
這可從判決過程看出端倪，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 1947 年 7 月 9 日宣判，對於判決法條不斷研商推敲，到 7 月 29 日決定引用一堆《戰爭罪犯審判條例》法條定罪；後來判決書在 8 月 11 日定稿時，又增加刑法條文，經過層層審核確定，最後在 12 月 29 日才由警總行文軍人監獄諭知被告。
另外，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國防部三番兩次向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關切該案，舉凡他們被押時間的更正、傳訊期間要不要計入刑期、是不是要讓他們保外就醫等等，公文頻繁來往間，警總悉數照辦。以上種種待遇都不同於其他的「戰犯」。
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指稱他們「所稱自治，旣係為日本着想，並與日入共策進行，則其係假自治之名，行竊據台土獨立之實，明若觀火，百喙難辭」，最後，辜振甫判處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許丙、林熊祥二人各判處一年十個月，其餘全部無罪開釋。
辜振甫同父異母的弟弟辜寬敏，在張炎憲、曾秋美所編的《逆風蒼鷹：辜寬敏的台獨人生》（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15 年）一書中的口述，曾將辜振甫的刑期說成一年七個月，出入不小；他並說，辜振甫「並非關在監獄而是軟禁在寺廟中，最終以保外就醫的名義釋放。」
宣判後，辜振甫申請保外就醫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立刻下條子給軍人監獄醫務所長俞元璋，要他就辜振甫保外就醫一案簽報；俞元璋不敢怠慢回覆說了一堆病，警總毫無遲疑地就下令押送醫院治療。保外就醫必須有兩位保證人，當時替辜振甫具保的是：台北市新中華酒家老闆楊承基、台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文漢。
辜振甫於是舒服的住進台大第一內科病房第三室。警總司令彭孟緝多次發文關切辜振甫病情，一直到 1948 年 5 月 19 日，在辜振甫要求撤回監視警員，彭孟緝又馬上正式下令撤回，直至將他釋放為止。林熊祥也曾在 1946 年 12 月 2 日到 1947 年 2 月 6 日保外就醫。
這樁事件的動機有點類似 1895 年清國割據台灣時，在台的清國官員結合台灣仕紳搞的「台灣民主國」。不同的是「台灣民主國」有行動，辜振甫和日本軍人只是商議；前者是「以獨立為名、回歸清國為最終目的」，後者是在台灣歸屬未定時，以日軍為主力尋求台灣自治。
過去數十年，所有當事人都未對這個事件做過任何說明，而不同立場的人士則對該事件有不同的解釋，統派的人認為他們是「台灣的漢奸、賣國賊」，獨派的人雖沒有罵他們是「漢奸、賣國賊」，卻也有兩種分歧的看法。
左派台獨將該事件定位為「台灣最早的台獨運動」；右派台獨則完全不承認這是所謂的「台獨運動事件」，因為他們是在政權更迭下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然後看事不可為，即露出「吃爸靠爸，吃母靠母」的財閥本色，因此，是「假台獨之名，行謀私利之實」的「假台獨事件」。
辜振甫獲釋後一路順遂，得意於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成為台灣政商雙棲要人，晚年還曾擔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2005 年 1 月 3 日因腎功能衰竭逝世，享壽 87 歲。
林熊祥在此事件後就未涉入政治，專心發展家族事業。曾任台灣水泥公司常務董事，並曾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委會委員、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兼總纂、副主委及主任委員，負責編纂《臺灣省通志稿》。1973 年，在台北過世。
許丙出獄後，雖曾任臺灣省政府顧問委員，但因反對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等政策，長期遭到中國國民黨政權特務監視。晚年擔任民間的「中日文化經濟協會」顧問，積極促進臺、日合作。熱心佛教，曾任臺灣佛教道友會會長。1963 年因腦溢血，病逝台北市台大醫院。
【註】終戰，國民政府和美國合組的前進指揮所來台後，有人侵吞安藤利吉的一百多公斤黃金，出現兩種說法：一、安藤是被索賄的，二、是被貪污劫收了。後來，安藤在中國上海戰犯監獄死亡，傳說更加紛紜，比較多的說法是安藤自感戰敗是極大羞辱而「服毒自殺」，也有人說「與黃金案有關」，台灣旅日作家黃文雄曾直言他是「被毒殺滅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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