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近郊陳舊公寓裡， 13 歲洛興雅少女畢比愛莎沒有少女夢幻般梳妝台，僅用掛在斑駁牆壁上小鏡子打理儀容，現實無奈的悲歌，似乎象徵無止境漂流命運，在難民生活中上演。
有相同穆斯林信仰的馬來西亞，對難民態度相當友善，不少洛興雅人（Rohingya）與中東難民視之為逃亡終點站或避難中繼站。難民們雖順利逃抵馬來西亞，擁抱新生活，卻被經濟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
畢比愛莎（Bibi Aisha）的家距士拉央（Selayang）市場不遠，全家人住在不到 7 坪空間裡，除二手冰箱與瓦斯爐外，連床鋪與書桌都無法擺放，僅席地而睡。他們與其他 8 戶難民家庭比鄰而居，共用廁所，利用水桶洗澡。這幾乎是難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條件。
居住空間如此狹小，畢比愛莎的母親每月仍要交付房租馬幣 500 元（約新台幣 3600 元），這種開銷對普通難民家庭都是不小壓力，遑論支付醫藥費、教育費或其他生活所需。
不過，馬來西亞未簽署 1951 年的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即使領有聯合國難民署（UNHCR）核發的難民證，仍無法合法工作，這讓難民為之氣結。處境艱難，打零工糊口已非易事，薪水連帶遭變相打折，還要躲避相關查緝人員臨檢，築夢未來委實不易。
難民團體嘗試以自力救濟方式，讓年輕一輩的難民擁有一技之長，自食其力。宗教學校 Madrasah Hashimiah 校長哈希姆（Ustaz Hashim）說，教授數學、科學、英文等科目，只是扎根的基礎，透過電腦教學、裁縫與美髮等技藝訓練，更能擴大工作技能，與日常生活接軌。
對於這群難民處境，非政府組織 MyCARE 研究和協調員張安翔告訴中央社記者，男性難民如果沒有合法身分，無法正大光明謀職，餐廳或工地打工是成年男性的普遍基本工作，這些難民不僅是非法勞工，也是廉價勞工，賺取微薄薪水，聘僱薪資不斷被壓低。
至於女性難民，張安翔說，雪隆區、關丹與住在馬來西亞南部的洛興雅女性難民多是家庭主婦，鮮少工作，但北部一帶吉打、檳城、怡保的女性難民以在辦公室從事清潔工作居多。
也有腦筋動得快的難民會經營小生意，創造商機，曾有在家鄉當醫師的洛興雅難民在南部的柔佛州擁有 4 間雜貨店。
張安翔說，馬來西亞擁有大批外籍勞工，這群外勞多半會照顧同樣是外勞開設的店家，生意竟一枝獨秀，特別紅火。
因此，找機會打零工是流落到這裡的難民商業模式，也是難民經濟學，舉凡眾多洛興雅難民集聚的士拉央果菜批發市場或市井小民用餐聚會的咖啡店，搬運工或洗餐盤算是相當不錯的工作機會。
原本在家鄉務農的洛興雅人索里米拉（Somlimlah）逃到吉隆坡後，如今只能在餐館裡打工。
洛興雅難民佐普亞（Zopya）也面臨打工賺取微薄收入養家的命運， 27 歲的佐普亞品學兼優，原本在緬甸攻讀物理學科， 2012 年被迫中斷學業與家人逃到馬來西亞，如今有志難伸，徒呼負負。
胡塞尼（Hussaini）是來自阿富汗的難民，戰火頻仍被迫中斷令人稱羨的牙科學位。他說，目前雖在餐館打工糊口，仍盼完成學業，並數度嘗試要到非政府組織醫院單位打工，希望改變現狀，未來過著小康溫飽的生活。
歷經戰亂洗禮的 23 歲阿富汗難民阿麗薩妲（Alizada）對未來別無所求，但仍把握目前每週兩次的語言學校機會，只要能安全生存，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她的美好國度。
2016 年輾轉逃到吉隆坡的難民納迪爾（Nadir）原本在家鄉是響叮噹的知名政治人物，精通諸如網路設計等軟體圖像操作，對於目前淪為難民、不能發揮所長的境況感到不勝唏噓。
不少難民歷經千辛萬苦抵達馬來西亞後，就赴聯合國難民署排隊申請難民證，納迪爾也是其中一員，他迄今仍未申請到難民證，要等到明年 4 月才有機會再面試審查，目前兼差擔任清潔工養家。
面對成人世界的生活艱辛，仍沒有難民證的 13 歲索馬利亞女孩佛吉亞（Fowzia）樂觀面對。
佛吉亞沒就讀正規學校，但非常熱衷學習，甚至從學校老師口中學到簡單中文對話，面對鏡頭以中文自報姓名，還不忘與弟弟共同說「大家好」。
對於未來願望，佛吉亞告訴中央社記者，希望自己擔任風景攝影師，把壯闊的家鄉山河盡收眼底，並與周遭的各國朋友分享。
她盼與家人能再移往諸如加拿大等第三地安全國家，唯有在安全的國度中才能實現美夢。
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中國研究所附屬研究員區肇威強調，包括洛興雅等難民之所以偷渡到其他國家，主要是這群難民遭受不平等待遇，馬來西亞政府如能進行人道援助，提供更多工作機會，有助解決難民經濟困境，也能充分利用人才，對馬來西亞有正面助益。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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