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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波盪漾:2008年金融海嘯危機的世界性漣漪

圖片來源:Pixabay/作者:geralt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時,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僅將危機描述為發生在華爾街的區域性事件。但事實上,這場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停擺,甚至迫使全球治理模式重新調整。

緊密相連的全球貨幣體系

僅僅把二○○八年的危機視為美國的問題是很誘人的做法,因為危機就從那裡開始。這也會讓世界各地的人高興的想像這個超級大國終於得到報應。事實上,倫敦金融城爆發危機也增添這種關鍵氛圍,這讓歐洲人方便把責任丟到英吉利海峽另一頭的英國,然後英國再橫越大西洋把責任丟給美國。

2008 年 9 月 24 日,香港東亞銀行一家分行的擠提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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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是提前準備好的劇本。就像在第一篇會看到,美國內外批評布希總統政策的經濟學家,包括這個時代許多頂尖的總體經濟學家,都已經準備好一齣災難性的劇本。這個劇本圍繞著美國的雙赤字(預算赤字與貿易逆差),以及美國依賴外債的影響。布希政府的債務增加是個不定時炸彈,而且在二○○八年歐洲面臨危機時,它們認定這是獨特的英美危機,這樣的想法在十八個月後間接得到證實。這個危機似乎遵循一套相當不同的劇本,圍繞著歐元區的政治和結構。因此,歷史似乎按照美國危機接著歐洲危機的順序發生,每個危機都有各自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邏輯。

小布希總統召開兩院議會緊急經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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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論點是,以美國受到影響為主軸來看待二○○八年的危機和後果,根本誤解與低估危機在經濟與歷史上的重要性。當然,危機的核心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身在其中的數百萬美國家庭最早受到打擊,而且受到的影響最嚴重。但這場災難並不是二○○八年以前普遍預期會出現的美國國家危機與財政危機。許多人擔心的中美關係崩潰風險得到壓抑,但相對的,平凡的美國房地產市場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則威脅世界經濟。這場危機的影響遠遠超出美國之外,撼動世界一些最先進經濟體的金融體系,包括倫敦金融城、東亞、西歐和俄羅斯,而且還在持續發展中。

與大西洋兩岸流行的論述相反,歐元區的危機不是一個單獨而特殊的事件,而是緊接在二○○八年衝擊之後的事件。將危機重新描述成一個在歐元區內部、而且是以公債政治學為中心的危機,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動。在二○一○年後的幾年內,這變成經濟政策中某種類似跨大西洋文化戰爭的情況,任何時期的歷史都必須小心繞過這個地雷區。

歐洲主權債務國三年間財政缺口占 GDP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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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的突變與轉移

如果要了解過去十年的歷史,就必須認真對待這個再次得意的時刻。考慮到隨後發生的事件,我們的回顧很容易被暴怒、憤慨和恐懼結合的陰影所壟罩。但那時恢復自信的感覺很真實,而且留下學術遺產。當時是第一次開始有人寫下對經濟危機的調查。最樂觀的人堅持《金融體系發揮功效》(The System Worked);還有人宣稱二○○八年已經變成《現況危機》(The Status Quo Crisis);最悲觀的版本則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擺滿鏡子的大廳》(Hall of Mirrors)裡。

正是因為危機太早就被有效抑制,才產生出這種虛假的穩定感。這反而會削弱根本改革所需的能量,而且這意味著危機會重複發生的嚴重風險。但是危機的重複發生與危機延續或擴大不同,這些說法都理所當然的說明二○○八至二○一二年的危機已經結束,不管多麼悲觀的版本都是如此。這也是這本書開始論述的基礎,這本書打算對已經結束的危機進行週年回顧,二○一三年的緊急任務似乎是解釋華爾街和歐元區危機怎麼相互關聯的歷史,充分展現危機的跨國特性,影響擴及西歐、東歐和亞洲;凸顯在應對危機的反應與聯準會採取的新措施上,聯合國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詳細記錄危機的痛苦與歐洲的反應持續失當,以及解釋跨大西洋的金融外交嚴酷但沒被正確評價的時期。

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里歐和歐盟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商討 2011 年債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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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仍然值得去做,但現在已經呈現出一種更不祥的新意義。因為只有掌握以美元為主的金融體系內部運作,以及這個體系的脆弱性,我們才能了解在二○一七年隱藏的風險。如果川普的總統任期是美國政治威信的最低點,那麼這一切就更令人不安了,因為對美國的高度仰賴不只出現在二○○八年,在歐元區危機時也是如此。

我們現在必須處理的是,與二○一二至二○一三年的基本假設相反,危機事實上並沒有結束。我們面對的不是重複發生的危機,而是危機的突變與轉移。正如本書第四篇顯示,二○○七至二○一二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在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間演變成冷戰後世界秩序下一個廣泛的政治與地緣政治危機。而且無法避免有著明顯的政治意義。

歐元塔正前方的標誌即為歐元符號的模型,並裝飾著如歐盟旗幟一樣的十二顆星星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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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守主義當作危機應對的信條可能是個災難,但是二○一二年以來發生的事件認為中間派自由主義者取得勝利也是錯誤的。隨著在美國針對不平等的辯論已經明顯升級,中間派自由主義很難為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長期問題提供有說服力的解答。危機使原來存在愈來愈多不平等和權力剝奪感產生的緊張局面加劇,並使二○○八年以來應對危機所採取的激烈措施加大力道,儘管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顯著,但都有副作用。

在這點上,保守派是對的。而在這段期間拋出來的地緣政治挑戰並沒有消失,這些挑戰並非來自中東國家的激烈動盪,或是「斯拉夫」國家的落後,而是全球化的成功推進。挑戰已經加大。而且,雖然「西方聯盟」仍然存在,但協調能力愈來愈差。二○一四年,日本突然傾向與中國對抗,歐盟這個「不發展地緣政治」的巨人,則如「夢遊」般的陷入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

2011 年歐盟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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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歐元區危機處理的一團糟之後,歐洲的左翼與右翼政黨都出現大動員。但是在面對糟糕的政府失靈時,並沒有展現出歐洲民主的活力,反而難看的呈現出將後危機時期的新政治妖魔化為「民粹主義」,這也許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跟一九三○年代的情況一樣,或是歸咎於俄羅斯的惡意影響。維持現狀的力量聚集在歐元集團,想要開始抑制與抵抗二○一五年希臘和葡萄牙上任的左翼政府。在新增的權力支持下,歐洲央行完全動起來,這無疑對歐元區的穩健產生影響。更加急迫的問題則是歐洲民主的限制與不平衡。反對左派,攻擊政策的合理性,這種野蠻的抵制策略發揮效果。而且就像英國脫歐、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所證實的,他們沒有反對右派。

本文摘自《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一書。

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

  • 作者:Adam Tooze
  • 譯者:蘇鵬元, 吳凱琳
  • 出版社:八旗文化
  • 出版日期:201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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