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 pm，準時入場，看這部高度期待、從同名遊戲改編的電影《返校》。
電影開場不久，當留著馬桶蓋髮型、白衣黑裙的女學生，和理著平頭、穿卡基色制服的男學生，在學校操場中，對著冉冉升起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唱國旗歌，進行注目禮時，我的心揪了一下，那是我們在牢籠裡的青春，大腦被拴上了厚重的鎖，渾然不覺。
從今天來看過去那段日子，看到自己的青春在北韓度過，我不禁思索，當我從未來看現在，會不會也看到什麼此刻看不見的枷鎖？
這部電影的故事設定，其實很簡單，1962 年戒嚴下的台灣校園，兩位懷抱理想的老師，帶領一群學生讀禁書，後來被告密而下場悽慘。如果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大概會很無聊。
這部電影，最令人驚嘆之處有兩點，第一，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個從遊戲改編的電影，創造了一種新的電影類型。因為忠實保留了遊戲元素，觀眾會感覺我就是方芮欣，我就是魏仲廷，跟著主角們一起抽絲剝繭、還原真相，經歷心境上的種種轉折。當方芮欣和魏仲廷漸漸發現到，原來是自己的作為，引發了後來的悲劇，身為觀眾的我們也逐漸意識到，就是這份負罪感，把我們全部人都困在這個可怕的夢魘中，醒不過來…我們究竟要如何重獲自由？
過去關於戒嚴時期的電影，大部分聚焦在受害者被打壓、被噤聲的苦悶，呈現出一種迷迷濛濛看不見摸不到的白色恐怖，但這部電影的另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是，把戒嚴時期黨國的血腥、暴力，赤裸裸地屍速列車出來。
憲兵到校抓人，用警棍直接毆打，套上布袋，男主角魏仲廷在刑求時被倒掛、把頭悶入水中、不能呼吸，對黨忠貞的老校工被毆打、拔牙齒，半邊臉被毀容…，在電影中，黨國的恐怖統治，甚至具象成一個戴著軍帽、提著燈籠的噁心大怪物，口中喃喃說著：「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為什麼有人會說，黨國時代很美好？或許因為過去的影視作品，都對這樣的暴力，避重就輕，或許因為那樣的控制太深，國中時期，我看到訓導主任用拳頭毆打、用腳踹男同學，連這樣的暴力，在我心中，都可以被合理化為矯枉糾偏的必要手段。
我就是方芮欣，方芮欣就是我。電影的前半段，我逃避著自己的鬼魂，在老師辦公室裡面，我無法直視鏡中的自己；害怕失去所愛的痛苦，讓我把學弟的脖子剖開，從學弟汩汩流動的血紅色的愛慕中，抽出那本將成為告密證據的書，教官把手槍交到我手中，我用手槍除去了「情敵」殷老師。我在全校面前被表揚，揭露叛亂份子、對國家的貢獻，教官在我耳邊說：什麼都不記得，都當作沒發生過，就好了啊！但是，同學老師被槍決倒地的聲音，讓我沒辦法充耳不聞、轉身離去，我用充滿血腥的雙手，上吊自盡。
夢中，我跟張老師重逢了，我問老師：我害死了那麼多人，怎麼辦？老師說：你是犯錯了，但人不是你害死的，你只是被利用了。
那個當下，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我醒過來，拉著學弟魏仲廷奮力逃出大禮堂，教官生氣了要我回去，地面生出了無數冤魂的雙手，把學弟扯回去，提著燈籠的警總大魔王出現了，抓起我，大魔王如黑洞般的臉上，是一面鏡子，我直視鏡中的自己，大叫說：「我再也不要忘記了！」瞬間，鏡子碎裂，天崩地裂。
我和魏仲廷衝到校門口，身後的學校，即將被黑暗吞噬崩解，我讓魏仲廷先翻過鐵門後，我在門的這一邊跟他告別，那是天人永別。我要留下來，面對自己的過去。
頂過刑求的魏仲廷，躺在監獄地上，身旁是張老師，老師說：「我們有著獸性和惡魔性，但同時也有著神性，我們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著愛他主義的欲求。」記得這段話，來自《苦悶的象徵》那本書。我看見老師赴死的背影，從背影，我看見老師從容就義的淡定。
「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因為這句話，我活了下來。
我是魏仲廷，我是方芮欣，我們曾經犯錯，但是，如果生在一個更自由的時代，我們滿腔的理想，單純的熱情，或許就不會不見容於這個社會，釀成悲劇。
導演徐漢強和製作人李烈，在受訪時被問到，這部電影跟政治直球對決，無法進入中國市場，不會可惜嗎？他們說，打從一開始這部電影就沒有考慮過在中國上映，因為，這部電影是屬於台灣人的故事，希望的是讓所有台灣人都看到；更何況，這部電影有兩個威權社會不允許的元素，「鬼」和「師生戀」。
經過幾個世代台灣人的努力，我們終於可以直視心中的魑魅魍魎，我們也終於有這樣的自由度，去探索愛的純粹本質。
無須美化、合理化、淡化，只需要真真實實地活著，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享受著平凡的自由，也永遠記得，這份自由的重量。
原文發表於 三際信息站，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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