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們！揭開曾經被黨國屏蔽的面紗，認識真正的臺灣歷史

[bs-quote quote=”台灣曾經存在的黨國機器屏蔽了許多真實社會的現況和真相，譬如台灣鄉土、勞農大眾與原住民。”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你們現在能在學校學習臺灣的歷史，不是容易的事。

從有近代教育以來，一百年臺灣人在學校沒辦法學習自己的歷史。日本時代，學校教日本歷史，不教臺灣歷史，倒是非常注重鄉土教育，教導孩童認識「本島」。戰後黨國害怕臺灣人認同臺灣，教育中沒有臺灣歷史，也沒有臺灣鄉土。鄉土是人們真實生活的所在，卻被黨國屏蔽了；中國才是故鄉，學生在學校認識遠處的山川、歷史、文化，對自己身邊的環境毫無所知，甚至鄙視它。

黨國為了確立統治的正當性必須「反共」，因此「保密防諜」、「反攻復國」、「民族救星」、「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到處都是；學生寫作文，結尾一定要往這些方向寫，才能得高分。這樣的教育不只無法培養獨立的思考，反而養成「揣測上意」（師長、統治者的意思）的非公民精神，更糟糕的是打造出一群言行虛假的成功者。他們不管自己相信不相信，都要講得、寫得很相信，也要讓別人相信，這樣才能在升學管道和社會階梯中往上爬，也就是說，教育教導學童為了成功要「工具化」一切。誠實不重要，達成目的才重要。

世界上專制集權統治下，教育是一種「複製」的機制，被教育成功的人，會以同樣的方式再去複製一批人。

戰後臺灣的教育也是這樣，考試靠記誦，升學成為一種篩選的過程，吸收越好的人越能考得好；反之，就會被淘汰。當然，總有少數人是例外，只是絕大多數的人是同個模子出來的。黨國培養出來的菁英，大多不認同鄉土，相信中華文化優於一切。由於什麼都是「工具」，學生時代喊「反攻大陸」最大聲的，若現在最親靠中共政權，也就不奇怪。當前掌握臺灣政治的世代，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和你們很不同，你們要了解這點，才能不被帶著走。

黨國屏蔽了很多社會的現況和真相。媒體報導一元化，掉落歷史夾縫的人群，被排除在人民的認知之外，「臺籍國軍」就是一個例子。戰後初期，國共內戰打得很慘烈的時候，很多臺灣人（閩、客、原住民）被招募，或連騙帶擄，去當國軍，他們被送往中國大陸打內戰，沒死的被共軍俘虜成為解放軍，後來又送去打韓戰；幸而沒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慘。倖存者要到 1990 年代才回得了故鄉，但黨國不聞不問。他們最不滿的是，同樣是國軍，受到的對待和「榮民」差別非常大，簡直無法比。

榮民是「榮譽國民」的簡稱。中華民國國軍退役的軍官、士官、士兵，符合一定規定（如服役十年以上），可申請「榮譽國民證」，由政府提供就業和生活的各種照顧。退伍軍人軍階不同，將軍退伍，只要符合規定，也是榮民；不過，一般人觀念裡的榮民，指位居社會底層的外省籍退伍老兵。國共內戰時，軍隊中很多年輕人是拉來的（強拉、擄掠、拐騙等），他們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一度被禁止結婚，等規定放寬後，因條件不好而無法成家，如學歷低、年紀大、無一技之長等；能結婚的，對象大抵是更弱勢的女性。在這裡，我們看到三、四十萬外省籍軍人的階層分化─有的屹立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有的成為「一般人」，有的淪落到極卑微的底層。

戰後臺灣是擁有廣大農村人口的農業社會。「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對佃農固然有幫助，但一個小島突然來了約一百萬軍民，糧食嚴重短缺，政府透過「肥料換穀」制度來解決問題，土地改革的好處被抵銷掉。當時農業很需要的化學肥料由政府全面掌控，農民只能按照官定交換價格，用稻穀來換取。

交換價格嚴重不合理，農民等於被徵收看不見的重稅，稻米價格又被刻意壓低，農民收入不夠維持生活，他們的子女只好出外尋找工作機會，正好提供工廠廉價的勞力，符合當時「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

農村子弟為了餬口，離鄉背井來到都市的工廠做工，1950、60 年代很多流行歌曲講男子流浪到臺北，懷念故鄉，想念媽媽和情人，雖立志成功卻難免感到希微（寂寞）。不只男性，許多女孩到工廠當女工。有一首臺語老歌〈孤女的願望〉，改編自日文歌，敘述一個少女向路人問路，打算到臺北當女工。小女孩歌星陳芬蘭，以純真、童稚的美麗嗓音，打動大街小巷庶民的心。1973 年秋天，一群通勤的女工搭船要到加工區工作時，船隻翻覆，二十五人落水而死。她們都還沒結婚，合葬在一起，所在地現在是高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戰後實施「山地平地化」政策，也就是文化漢化、經濟資本化，加上工業化的腳步節節進逼，原住民社群受到結構性的衝擊。戰後的原住民土地，早經非法侵佔，在政府陸續開放開發之下，流失更加嚴重。原住民靠山林農作收入無法存活，導致兒女必須下山到都市謀生。如果都市對來自鄉村的庄腳人，像個黑暗的叢林；對來自山區的原住民，更是加倍黑暗。那是個對弱勢人群充滿歧視和偏見的時代，除了剝削之外，也還是剝削。原住民青年到城市賣體力做粗工：運貨、綁鐵筋、跑遠洋漁船……。黨國時代，嚴密管控人口流動，雇主扣住身分證，就能控制人身，許多部落青年掉入騙局、被壓榨，都是因為這一張小小的長方形證件。1986 年發生鄒族少年湯英伸殺人的慘劇，震驚社會，引起許多人的同情，但救援不成，第二年十九歲的湯英伸終被槍決。

在悲慘世界，部落少女淪落到都市最黑暗的角落。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為妹妹和無數同命女孩寫了一首詩，最後一節這樣結束：

當鐘聲再度響起時

爸爸、媽媽，你們知道嗎？

我好想好想

請你們把我再重生一次……

那是我們社會（不是她們）恥辱的印記。

本文摘自《少年臺灣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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