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傳媒記者簡翊展報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今（22 日）在國立台灣圖書館舉辦「飛越歷史的一代：轉型正義與文學敘事」，由促轉會主委楊翠主講，並邀請到作家朱宥勳擔任與談人，關於轉型正義的意義，楊翠表示，歷史是延續的、不可能斷掉，沒有處理好過去，就很難處理現在，她認為威權統治者可以功過並陳，但絕對不能功過相抵！
關於文學敘事與轉型正義的關係，朱宥勳表示，文學和文藝作品夠迂迴，所以較能夠閃避威權時代的檢查，留存更多政治的事件與議題紀錄；他提到，1947 年 2 月 27 日爆發二二八事件，該年年底就有一部舞台劇在演二二八，然而當時台下有外省人和台灣人，上演到一半，台下才因為見解不同發生鬥毆，最後舞台劇中斷，警察進來制止鬥毆，舞台劇也無法再演下去
芋傳媒記者簡翊展攝
「一個人的煩惱是煩惱，一群人的煩惱是議題」，朱宥勳舉例說明，一個人失業是一個人的煩惱，十萬個青年失業就是青年失業的議題，而電影與文學中會常常是聚焦於「一個人的煩惱」，來讓大家洞悉整個時代的「議題」。接著，朱宥勳又舉例三本著作，讓大家感受文學與轉型正義的緊密關係。
作者胡長松著作的《槍聲》是一本以高雄二二八為背景的小說集，其中有一篇《金鋪血案》，內容提到兩樁血案，一開始是中國士兵搶劫金鋪，在搶劫完畢後，一個士兵回頭射擊了金鋪的男主人，男主人的女兒則記下了該士兵的兵籍號碼，隨後向警察局報案，憲兵壓了該士兵去金鋪讓女兒指認，最後在一陣猶豫之後，女兒點了頭，該士兵在現場遭到槍決。
作家施明正是施明德的哥哥，是一個極有自信的作家，曾經因白色恐怖遭牽連入獄，寫了許多「ＯＯ者」的小說，《渴死者》是一篇以第一人稱寫作的小說，渴死者意思是渴望死亡的人，內容寫到監獄內的狀況，同獄內有位罪刑較輕者卻一直試圖輕生，甚至嘗試吞食大量饅頭試圖撐死自己，最後移監之後被吊死在門把上……
芋傳媒記者簡翊展攝
作家陳列著有一本《躊躇之歌》，在他閉關進修準備考研究所之時，竟然遭警察約談，因為過去任教時曾經與學生談及「反攻無望」，而其學生的朋友涉及匪諜案，最後就遭到牽連被關押入獄，《躊躇之歌》一書記錄了許多政治犯出獄後的心情，許多政治犯出獄了仍然是被囚禁在「社會」這個大牢。
促轉會主委楊翠強調，文學是關乎眾人之事，所以不可能和政治無關，也從來沒有「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去政治化本身就是最政治的，沒有任何事情能超脫政治之外！
楊翠提到，沙特曾遭批評「介入文學」，沙特則表示，說話就是一種行動、每說一句話，就介入世界一步，而沈默也是一種選擇與立場，選擇了不說什麼，這就是一種立場。
關於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特質，楊翠說，威權統治時期的特質是體制之惡——體制化的惡，常常有人會說「ＸＸ事當年是合法的、合乎程序的」，然而有合法的過程，就一定沒有問題嗎？體制是誰建構的？建構過程是合乎正義的嗎？
芋傳媒記者簡翊展攝
楊翠說，促轉會在檢視為何這個體制如此鞏固，年底也會將軍事審判流程在線上呈現；隨後，楊翠也介紹了包括「國家安全局」的背景及由來，以及威權時期的「八大情治系統」與「三大非常法制」。
「兩蔣是否為威權統治者」，楊翠指出，在兩蔣在位之時，皆掌握黨政軍特大權，不論是國家領導人或政黨領導人的位置，他們都是做到生命結束，是威權時期的實際領導人，「如果兩蔣不是威權統治者，那台灣就沒有威權統治時期」！
另外，威權統治時期的加害體制和情治系統建立，兩蔣都高度參與，而蔣經國行事風格謹慎，較少留下蔣介石那樣明確的史料證據（如：簽字將政治犯改處死刑），但蔣經國建構完整情治體系，1949 年底台之初即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1955 年蔣經國更召開軍事法庭，指控孫立人密謀政變。
芋傳媒記者簡翊展攝
近年有許多挺蔣人士表示，應該讓兩蔣功過相抵，楊翠則認為，她不會反對功過並陳，但絕對不贊成功過相抵，楊翠也提到，她上任後為了瞭解過去情治工作如何進行，去拜訪了曾擔任情治單位高層的人士，該人士收藏了許多當年進入中國的情治人員在台灣留下的遺書，自己看了那些遺書覺得非常感動，也建議他們未來可以出版。
楊翠表示，在那些赴中國從事情治工作的情治人員遺書中，流露的情感和政治受難者的遺書一樣感動人心，「任何一個受傷痛的故事，都不該被另一個受傷痛的故事所抹煞！」
有一些反對轉型正義的人常說「管那些過去要幹嘛？」楊翠則表示，歷史是延續的、不可能斷掉，沒有處理好過去，就很難處理現在，喬治歐維爾曾言「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如果我們沒有處理過去、面對過去，那過去就不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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