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權統治時期，國家全面打壓、肅清異議者，導致許多家庭無法回復的傷害，這些傷害至今仍隱隱作痛。
芋傳媒記者簡翊展攝
政治暴力創傷與其他類型的創傷不同之處，在於「政治暴力」經常是由原本理應保護人民、捍衛公義的國家，透過體制、以系統性的方式進行的人權迫害，受害者的創傷不僅來自直接遭受的肉體折磨與精神上的打擊，也來自國家刻意運用輿論製造的社會污名，令政治犯遭到異樣眼光看待，難以重返集體社群的生活。
在「獄外之囚」口述歷史紀錄，以及促轉會「政治受難家庭身心需求訪查」中，我們重複看見，政治受難者不僅是政治犯本身，未曾實際經歷牢獄、刑求的家庭成員，亦承受極大的苦痛。她/他們可能是某位受難前輩的伴侶、家長、手足，或者子女，儘管在受難故事中，這些家屬經常被視為案件的配角，
但由於情感生活和生命經驗與受難者緊密相連，政治暴力也成為她/他們人生中難以擺脫的陰影，如同需要不斷與之對抗的無形惡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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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的舅舅是泰源事件的受難者，她隱約記得，小時候的某一天，媽媽帶著她到臺北領回舅舅的大體。回家後，阿嬤告訴剛上小學的秋菊：「今後舅舅就是你的爸爸了。」阿嬤要她為這個不曾謀面的舅舅捧飯、守孝一年。年幼的秋菊不懂為什麼，只是照做。從街坊鄰居的傳言裡聽說，舅舅是流氓，因為做了壞事才被關、被槍決。
「為什麼我要當流氓的女兒？為什麼我要為流氓捧飯呢？」突如其來的新身份讓秋菊感到困惑，但她卻從來不敢問出口。
記憶中，舅舅出事之後，媽媽總是恐懼不安。她記得媽媽總在夜裡被惡夢糾纏、哭喊著，直到被旁人喚醒。日常生活裡，媽媽極盡所能地保護孩子，甚至嚴格限制她與弟弟妹妹們的作息和交友，規定她們放學之後要立刻回到家裡，不能跟其他同學們一起參與課外活動，也不能與鄰居的小朋友遊玩。當時嚮往外在世界的少女秋菊，幾乎沒有機會結交朋友。
身為長女的她，雖然中學時成績優異，卻為了肩負家中經濟與照顧弟妹的重擔，早早離開學校出社會工作。她不確定這樣的童年經驗究竟在她們姊弟身上造成了什麼影響，但秋菊一直掛心的幾個弟弟，在成年之後確實難以適應社會環境，無法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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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家中成長相當辛苦，長久以來除了歸咎於命運，她沒有太多其他的角度去理解自己所面臨的困境。直到多年以後，從口述歷史裡認識了舅舅的故事，過去生命中種種令人困惑的碎片之間才有了聯繫。秋菊恍然大悟，原來舅舅走後，曾經施加在舅舅身上的政治暴力與壓迫，也壟罩著母親；母親無法對孩子或任何人表明自己的恐懼，只能用限制孩子生活的方法，盡力保護他們。而長女秋菊，在懵懂中承接了母親的擔憂，默默承接起照顧家庭的角色，支撐了母親以及這個失去舅舅的家，蹣跚努力至今。
過往，因為傳統社會既定的性別角色，女性在政治案件中承受政治暴力創傷的事實，經常只被理解為弱勢婦女的共同命運。
夾在確實存在的國家暴力和傳統性別壓迫之間的秋菊，至今仍在摸索訴說和理解自身苦痛的言說方式。但是能夠從史料中了解舅舅的真實樣貌，能夠為當初年幼的自己尋回日日悼念祭拜的意義，對秋菊來說，是為自己飄渺的生命找到定錨點的開始。一如許多受難家庭的女性，秋菊積極以其韌性面對無法操控的命運苦難，也默默將自己嵌進這段撼動時代的歷史。
原文出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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