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鄭南榕的微笑——當「言論自由」遇上「政治正確」

本文作者為劉燕玉，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日前傳聞《博恩夜夜秀》主持人曾博恩在一場非公開的 open mic 試演場合中，以鄭南榕自焚事件作為玩笑題材而引發爭議，導致製作公司與曾博恩本人先後公開發文道歉，並停止進一步合作關係。

藝文創作者，特別是挑戰言論禁忌的喜劇創作者，因作品內容冒犯特定族群或宗教信仰而引起爭議，甚至惹來殺身之禍的前例在所多有。其中最知名者包括印度裔英國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因作品《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影射先知穆罕默德被撒旦瞞騙，被視為褻瀆伊斯蘭教，而在穆斯林國家引發連續數個月的焚書與抗議。當時的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更於 1989 年 2 月 14 日發出宗教命令，要求全世界穆斯林追殺魯西迪。魯西迪因此展開終生的逃亡生活。

另一更晚近，實際造成的生命傷亡也遠更大的類似事件，是 2015 年伊始在法國巴黎發生的《查理週刊》喋血事件。法國左派刊物《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以反宗教、反權威著稱，嘲弄揶揄法國政府、極右派與任何宗教保守派百無禁忌。疑因漫畫時常揶揄、諷刺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與現代的穆斯林領袖，致刊物總部遭到屠殺式攻擊，造成 12 人死亡，至少 11 人受傷的慘劇。

近百年來，「100% 的言論自由」已成為現代西方民主國家根深柢固的信仰，更是鄭南榕先生以血肉身軀性命追求、捍衛的高遠理想。但另一方面，過去 40 年來，各個社會面向的平權運動抬頭，越來越多反省批判聲音指出傳統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體制與論述中隱含的西方、白人、異性戀、男性盲點：社會對女性、弱勢族群或性少數的理解與對待，往往建立在長期未經檢驗的刻板印象與偏見，或建立在長久弱勢族群的噤聲之上，形成一再複製的歧視與壓迫。

許多主流媒體上流傳的笑話，往往是以嘲笑、羞辱女性與弱勢族群為笑點，而開玩笑的一方，卻對自己的結構性優位造成的冒犯毫無警覺。1980 年代後期起，「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這概念在英語世界開始蔚為風尚。進步派開始檢視原本的語言習慣中，隱含的各種歧視用語或意涵，並發展出許多較為中性的用語來取代。

在台灣，解嚴民主化之後，這股自我反省批判也漸漸在台灣開始生根。諸如豬哥亮慣於對女性藝人開黃腔、嘲弄原住民的笑點等等，在當代都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

然而，當這股認同政治下的反省、批判力量漸漸進入教育、媒體、政治體制，成為主流價值時，過去幾年來，世界各地卻被一股對「政治正確」反彈的「另類右翼」保守力量席捲，在許多國家引發極權再起的憂慮。許多極右派人士指控「政治正確」是當代的思想言論箝制 —— 「自由派、左派高舉言論自由的進步大旗，卻處處設法箝制他們不愛聽的言論」。

不論是西方國家或台灣民主社會，當「言論自由」與「政治正確」這兩項進步概念互相檢驗時，兩者該如何取捨，便成了當代民主政治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個人／族群／家國歷史的傷痛能不能開玩笑？」、「『自我警惕』和『自我審查』的分際該如何拿捏？」等問題成為政治辯論，甚至社會衝突的敏感地帶。特別在鄭南榕自焚 30 週年的今夕，當創作者開玩笑的對象竟是鄭南榕，以及他為爭取 100% 言論自由而壯烈犧牲的傷痛事蹟時，這些問題更因其內在的雙重弔詭而益增複雜。

一方面，鄭南榕壯烈犧牲，除了使他在當代台灣許多人心中，成為「言論自由」和「台灣獨立」理念的化身，其人格甚至有著近乎宗教信仰般不容褻瀆詆毀的尊崇地位。曾博恩事件更因「利用鄭南榕為台灣人爭取來的言論自由，來消遣自焚事件的傷痛」而遭到「濫用言論自由」的批評。而另一方面，不少對曾博恩的玩笑持寬容態度者也會心生疑惑，「當言論自由必須因政治正確理由而發展出禁忌區時，我們所信仰的言論自由，還能算是鄭南榕主張的『100% 自由』嗎？」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曾博恩也好，豬哥亮也好，要比低俗、比粗暴、比歧視、比冒犯、比拉低台灣公共言論水準，藝人未必就比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媒體名嘴更糟糕。看看我們偉大的首都市長近日日益誇張離譜，甚至遊走法律紅線邊緣的言行便知。而藝人表演若有歧視內容，它也是社會不平等且缺乏反省的產物。如果不被公開檢討批判，它的確有可能繼續複製不平等與歧視。但終究這些言論內容本身並不是歧視的根源，不平等的社會才是。

此外，言論或創作表演內容是否冒犯社會，也反映著主流社會的價值標準，包括美學與道德判準，這套標準時時會變。今天曾博恩因拿鄭南榕自焚作為玩笑題材而冒犯社會，很大程度上已顯示 30 年來台灣社會整體民主自由價值的成長與生根。我非常建議未曾經歷戒嚴時代的年輕讀者們，到國圖找出 1989 年 4 月 7 日之後整整一、兩週的報紙，看看當時的主流媒體如何報導鄭南榕自焚事件、如何抹黑鄭南榕、在鄭南榕及其親朋好友與民主政治信仰上傷口抹鹽。相較之下曾博恩的玩笑真是微不足道。

在以「言論自由」作為民主政治重要特徵與判準的社會裡，由國家來決定言論或藝文品味尺度會造成很大的爭議，甚至禁忌。

很大程度上，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民主社會是由「市場」取代「國家」來決定某些言論是否合宜，也就是符合主流社會的基本價值。消費者自發抵制支持一國兩制的商家、曾博恩的娛樂公司立即發聲明停止與曾進一步合作，都是這樣的例子。

嚴格說起來這並沒有侵犯或限制言論自由的問題，純粹就是你的商品或行銷手段／內容令人討厭，因此消費者決定不買帳，簽約廠商也就依約決定雙方合作關係而已，完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

由市場代替國家來決定言論尺度，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當社會上大多數人對社會不平等，或者對違反民主人權價值的種種言行與操作缺乏反省時，那些殺死葉永鋕的歧視言論，還有在鄭南榕親友傷口上抹鹽、以及各種仇恨或冒犯的言論，就容易成為社會主流聲音，進一步複製，甚至擴大壓迫，正如同30 年前主流媒體對鄭南榕自焚的報導一樣。

因此，能否把關公共言論品質，確保自由民主人權價值不被侵蝕瓦解，取決於社會整體的反省與自我批判能力。但話說回來，社會的集體反省與批判能力，終究仍要仰賴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才可能維繫，這才是鄭南榕壯烈犧牲最重大的意義。

再回到曾博恩事件本身，我倒認為，尊敬、景仰鄭南榕先生的晚生後輩，不妨試著了解鄭南榕這個人。試著揣摩，如果他還在世，面對有人開他這樣的玩笑，他會怎麼做？

無論你我喜不喜歡曾博恩這個地獄梗笑話，我其實認為，鄭南榕先生如果地下有知，應該會很有風度地笑一笑，以表禮貌與善意，不論他是否喜歡這個笑話。

他要對抗的是國民黨，是專制政權，是獨裁戒嚴壓迫體制，不是一個嘴賤失了分寸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