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傳媒編輯大甲人報導)台灣與全球各國正面臨到一個關鍵性的時刻:美中新型態對立。今年(2019)適逢殷海光先生百歲紀念,殷海光基金會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副研究員,討論美中對抗下台灣的機會與威脅。
每隔幾十年,世界的戰略秩序都會產生一個新的變化。2018 年 3 月,美國總統川普一紙備忘錄,打響美國與中國兩大世界強權的戰鼓,這個從經濟、貿易切入的強權對抗,也被稱為「新冷戰」。而從 2018 年至剛剛結束的 G20,兩國間協商、妥協與否之間的拉鋸轉眼就能令世界經濟風雲變色;台灣夾在中間,過去一段時間與中國有很密切的兩岸交流,然而目前在法律上尚未結束敵對狀態,又有一部份人認為雙方關係「血濃於水」,在這個複雜的結構底下,台灣到底機會在哪裡,威脅在哪裡?
一、二次世戰之後的中美關係背景
從遏制政策到交往政策
1945 年二戰結束後,1946 年美國駐蘇聯的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發了一個「長電報」(long telegram),並於 1947 年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以筆名「X先生」發表了一篇名為「X article」的文章,認為美蘇必成為敵手,而在對峙中美國實力明顯強過蘇聯;要擊敗蘇聯就得採取堅強圍堵的政策,建議美國應從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型態各層面遏止蘇聯的對外擴張。其論述被美國政府採用,進而發展出對社會主義體制的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又稱圍堵政策)。
到了 1971 年,時任美國策士的季辛吉假藉肚子痛,在訪問巴基斯坦期間,秘密飛抵北京,促成 1972 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中之旅,遂開啟了美國對中 40 幾年的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
50 年前台灣乃是在冷戰的結構當中,那個年代是台灣反共、抗日的年代,而 1972 年美國開始改變對中國的戰略政策後,開始了一個新的年代,也讓東亞告別了冷戰結構;所以從歷史眼光來看,東亞脫離冷戰結構比歐洲更早。而因為美國當時想要聯合中國,對抗蘇聯帝國,所以這聯中制蘇的政策,使得美國開始去 engage 中國的發展。
全球資本主義傾中化的發展
這個過程到現在 40~50 年,美國很關鍵的開放了它的國際市場,帶動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全球市場給中國,中國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中,開始市場化、工業化。這 40 年間,整個全球經濟產生了中國的磁吸效應,是一個傾中化的發展,開始以中國做為一個區域的發展中心,吸收了大量的資本與技術到中國。
中國開始運用龐大的民工勞動力,以及廉價的要素成本加上土地成本、污染成本等等外部成本,很快成為世界工廠;made in china 的產品攻佔了美國和全世界。所以過去 40 幾年的發展是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傾中化的發展,在這個過程台灣亦被捲入歷史發展當中。
經濟運行規律有其主客觀因素
在這邊要強調的是,許多經濟的運行規律,不是單單人為的政治政策甚至意識型態就可以去決定或操作的,而是有一個客觀的經濟運行規律,那個客觀的經濟因尋規律是需要 human agency 沒錯,需要人的主觀實踐構成,但並不是完全隨著人類本身的意識型態或政治行為,就可以決定經濟的律動,這兩個因素是同時交雜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之中。
快速的傾中化/脫中化,我們正在見證歷史發展
從近幾年開始,美國調整了對中國的政策,從交往政策 ( Engagement )轉為接近圍堵政策(containment),在這個過程裡,以西方為主的資本,開始脫中化;這一年多因為美中貿易戰打得火熱,西方的資本,包括台灣,逃離中國的速度非常快,其實台資的傳統產業,早在 10 年前就開始離開中國了;現今這一波屬於高資本密集,但也是高勞力密集的 ICT 組裝業,正在快速的脫離中國,因此這個脫中化的傾向,大概10年前就開始了,但現在因為美中貿易戰打得火熱,所以讓這個脫中的速度看起來更加快速。我們正在見證和經歷這個發展。
快速的傾中化、又快速的脫中化,在我們生命當中這兩個世界都看到了,就像是在我們的生命過程中看到台灣從威權到民主化,現在正面臨可能會再被威權化的危機。我是從比較典型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者的角度,去談今日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問題。
了解了中國這 4、50 年的經濟發展的動能是怎麼來的,以及台商扮演什麼角色,現在台灣資本在什麼位置,才能瞭解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背後的因素,以及美中爭霸這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問題。
二、中國如何崛起
第一個要談的是:從 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到 2005 年之間,中國是怎麼崛起的?用一句話來解釋就是:中國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所謂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GVC)、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等等,是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體系理論延伸出來的概念;中國就是利用全球價值鏈移到它的沿海地區,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很快去 pick up 這個動能,發展成為世界工廠。
誰把全球供應鏈帶到中國
是誰把全球供應鏈帶到中國?資本移動的過程中,最重要就是從亞洲四小龍中的香港,因香港和廣東相連,傳統上的經濟發展密切。在 1985 年簽署的 《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使日本匯率快速上升,亞洲市場跟著匯率上升,導致亞洲四小龍的工資上升,加上環境污染成本開始內部化,使得這些國家的勞力密集產業變成夕陽工業,面臨產業必需外移的狀況。移動的方向是兩個大的方向,一個是往東南亞移動,另一個就是往中國沿海移動,就台灣的角度來說就是西進或南進,在當時西進是佔了上風,南進的規模和速度則沒那麼大。
對台商來說,中國的優勢之一是提供大量廉價和相對有紀律的勞工,另一個則是語言、文化上的方便;其實這也是台灣的宿命,台灣和中國的問題很多盤根錯節,其中一個因素還是跟語言的便利性有關:為什麼台灣底層的經濟勞動力,整天希望跟中國大陸有更多經濟往來,因為沒有除了華語之外的語言能力,語言成本比較低。
中國崛起,港商與台商扮演重要角色
把供應鏈帶到中國的人,港商之後最主要就是台商。台商一開始進入中國需要經過港商的中介,但因為要轉一手,錢進來得比較慢,很快地,台商把門路摸熟了,到了 90 年代初期後,台商就不需要港商中介,直接與當地的官員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政商關係;然而即便如此,台商今天還是把香港當做與中國經濟運作非常重要的轉口和橋接中心,以及以香港作為後勤的運作與流通中心,只是其重要性也慢慢退化。
台灣做為中間人,把全球供應鏈帶到中國裡面來,從廣東、福建,一直往上到長江三角,這過程當然不是只有港商和台商,南韓、新加坡和日本,也慢慢進去,但是 90 年代最關鍵的資本,還是港商和台商。我的書《尋租中國》裡講的很清楚,假如沒有港商和台商的角色,廣東模式是沒辦法成立的;假如廣東模式不成立,後來的中國發展模式和中國崛起也很難想像。它是有複雜的因果關係:台商做為中間人,迂迴促成了中國崛起。
民工:創造經濟剩餘價值的角色
中國能夠快速賺取外匯,國家得以累積龐大的財政能力,其發展模式主要就是勞力密集工業化。在這經濟發展模式的最底層,扮演創造經濟剩餘價值的主要角色,就是民工。民工數量非常龐大,多達數億。什麼是民工?民工本身是一個矛盾的概念,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農民是農民,工人是工人,為什麼會有農民工呢?只有瞭解了中國的制度結構,才能瞭解為什麼存在著農民工。他們是誰?他們是農村戶口,主要生活在內地,但外移到沿海城市,從事工業工作的角色,就是在外地作工、打工,但他們的戶籍身份還是農民。
這些沿海的好幾億民工,因為不具有在地的戶籍身份,無法享有在地人的社會福利,所以許多福利都被剝奪,雖然擁有社保和醫保,但同樣在中國一家加工廠,如果員工是在地戶口,其享有的醫保、社保、退休等福利,是遠高於外來的民工階級的──同一家工廠裡是一廠兩制、三制。所以中國本身就不是一個統合的國家,沒有平等的公民權,這是中國要躋身世界公民國家之列,最根本的問題。
而正是這群民工為中國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剩餘和財富。
尋租社會
(尋租活動(rent-seeking)又稱為競租,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
在過去 40 年,觀察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發現它的快速經濟成長與尋租活動是並存的。
從上世紀在社會科學界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一個社會如果落入尋租社會(rent-seeking society),就不可能有長期、穩定、持續快速成長的經濟體,這幾乎被看來是定論。這些看法是針對印度、土耳其、阿根廷這些國家的研究結果,也確實有直接證據顯示。
可是這個看法到了東亞的發展模型就受到挑戰,在東亞從日本到韓國到台灣,其實尋租現象很嚴重,到中國是更嚴重,是機構化的尋租,是官員集體的尋租,是更猖獗的、組織化的活動。那為何有這麼猖獗的、組織化的尋租活動,經濟還是可以成長?
為什麼經濟成長和尋租可以並行?
這邊並不是說中國因為尋租,導致經濟成長;而是要解釋「為什麼在中國過去 40 年的快速發展,經濟成長和尋租可以並行,大致上沒有產生問題?」結論是:過去勞力密集工作化的方式,創造價值來源主要靠民工,所以其制度結構裡就是設計一套公民社會的差序,再剝削民工,在剝削民工的過程中,地方官員再加入了攫取價值(value capture)的角色。
民工創造價值,可是一直被壓抑工資,其工資比職工低(其差距是遠比台灣大很多的),加上他們的社會福利是差序化的,針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社會福利;致使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從中獲得龐大的經濟利益,一部分上繳到中央去變成國家建設的資金,一部分留在地方政府自己使用,所以這個「發大財」的過程,是大家都很開心的,就只有那幾億民工沒有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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