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後隔年，還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的學者方勵之寫了一篇關於「中共的遺忘術」的文章，預言六四大屠殺將被遺忘。漢學家林培瑞說，方勵之的話正在應驗。
林培瑞（Perry Link）還記得，當時他要翻譯這篇紐約書評向方勵之邀稿的文章，看到文稿時瞠目結舌，「古今中外的世界災難中，恐怕沒有比六四被報導更多的。全世界都知道的，怎麼可能會忘記？ 」
然而，方勵之畢竟是懂中共的中國人。經歷過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和 1979 年的民主牆事件，他親眼見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中共的「遺忘術」下，已經上演了幾次對重要歷史事件的遺忘，六四大屠殺也不會例外。
今年 74 歲的林培瑞專程從他客座任教一年的德國海德堡大學飛來台北，參加 5 月 18 到 20 日舉辦的六四 30 週年研討會。他接受專訪時說，這樣的討論，就是拒絕遺忘的行動。
林培瑞說，「中共並沒有忘記六四」，否則不會每年紀念日前夕就派那麼多便衣在天安門廣場附近；中共也依然害怕六四真相傳播，否則已經 82 歲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需要連上街買菜都有便衣跟著。
中共的遺忘術還是帶來了一些後遺症。林培瑞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任教時，父母都是中共幹部的中國留學生，態度認真地問他一些缺乏基本常識的怪問題，像是：「六四到底是老百姓殺軍隊，還是軍隊殺老百姓？」
在中共的遺忘術下，他認為最可惜的是年輕人，他們在學校學不到真實的六四，家人也基於保護不願意多談；但他認為，當年輕人接觸到六四真相，還是有可能相信的。
林培瑞與許多中國異議人士都有交往。他最「轟動」的事蹟之一，當數 1989 年 6 月 6 日，那時他是美國科學院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事處主任，帶著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及其妻子李淑嫻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
方勵之被中共視為天安門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他在美國大使館滯留 13 個月後，流亡美國，直到 2012 年去世。
1996 年，林培瑞在中國的機場被遣返，從此他知道自己被中國政府拒於門外。雖然當局始終沒有給他一個不准入境理由，但他相信，和當年幫助方勵之夫婦應該有關係。
身為漢學家，被禁止進入中國可說是學術生涯的一大遺憾。但林培瑞說，他和同樣被列入中國政府黑名單的好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最大的損失其實是「被迫變成共產黨的一個工具」。
一些年輕學者看到他們的例子，會問：「怎麼樣可以避免成為你們這樣的下場？紅線在哪？」但是，這條線模糊得很，林培瑞自己都不知道紅線在哪。
他說，「自我審查」是當今許多研究中國學者最大的要害，而且越是年輕的人，自我審查的程度，比可能需要做到的還大。
一名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學中文的美國學生，暑期申請到華府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實習，在知道她的老師林培瑞被列入「黑名單」後，考慮了一個星期，為避免將來有同樣命運，決定放棄實習。林培瑞以此為例說，這樣的恐懼已經太過度。
而比較成熟的漢學家，他們的問題，則是知道巧妙避開敏感詞，比如提台灣絕對不說台獨，或是提六四事件絕不說屠殺。當他們和同行交流，大家彼此能夠明白；但是對大眾及媒體來說，林培瑞認為他們傳達了不真實的訊息，造成民眾錯覺。
對於上了中國政府的黑名單，林培瑞顯得很豁達，因為最大的優點是可以說真話，「死豬不怕開水燙嘛，我們已經被懲罰，就完全自由了」。
中共看起來很強大，既操作著歷史遺忘術，又讓這麼多人忌憚它，還有龐大的維穩系統，但林培瑞從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它其實也很空虛。
2003 年，曾有兩名來自北京清華大學的高層到美國做學術交流，其中一人上洗手間時，另一人立刻問林培瑞：「有沒有『中國六四真相』的書？」還要求用信封包裝，不讓同僚知道。
即使是中共的領導幹部，對官方意識形態並非照單全收，且彼此之間互不信任，這就是中共政權的軟肋。
林培瑞認為，中國每年的維穩費用比軍費還高，正說明了中共政權的脆弱性；針對官方近年高喊「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說：「任何一個人或政府要站出來說『我有自信』，恰好說明了他沒有自信。」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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