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 100 週年，史學泰斗余英時指出，民主與科學理念在台灣已局部、甚至全面實現，但中國只能藉紀念五四鼓吹愛國、愛黨，可以說「六四以後就沒有五四了」。
余英時日前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寓所接受專訪時直言，中國政權是台灣面臨的最大威脅，但台灣一般民眾不了解，只覺得中國很有錢，為了賺錢必須和中國妥協，「那就看你要妥協到什麼程度，如果妥協到政治上都不顧的話，我想台灣將來就會變成第二個香港」。
余英時說：「現在台灣內部思想非常混亂，沒有一個共同認識，這是很大的危機。」
1919 年的五四運動背景是日本強占山東，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同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認同西方思想，帶動民初青年學生與知識界反思、批判華夏傳統文化，追隨西方提倡的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
五四運動爆發 2 年後，中國共產黨在陳獨秀等人組織下成立。余英時指出， 1949 年中國建政前，利用五四協助自身發展，卻強調「人民民主專政」，聲稱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民主，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直至今日，中共把五四象徵為愛國，宣稱只有共產黨能讓中國強大，因此愛國必定也要愛黨。
余英時表示，民主與科學息息相關，想要有民主，就少不了自由言論、行動與組織，這也是科學所需，因為少了自由，就做不了研究。但中國不想要民主與科學，只想掌握控制人的技術，而不是真正研究知識，因為中國的真理觀念就是「為黨服務」。
中國中央政治局 4 月集體學習、討論五四運動精神，中國總書記習近平要求引導青年「聽黨話、跟黨走」。習近平接著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 週年大會上重彈「愛國愛黨」老調，宣稱一個人不愛國「是很丟臉的，也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余英時說：「共產黨今天講的是一黨專政，假借五四愛國名義、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是它最成功的地方。」
對於習近平集權後嚴控輿論、壓制批評聲浪，余英時說，中國許多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都告訴他，當前中國言論自由是「最壞的時候」。中國以學生監控教師在課堂上的言論，導致教師人人自危，深怕說錯話會導致飯碗不保，以此手段控制知識界，是習近平統治完全違背五四精神之處。
但在余英時眼中，五四精神在中國並未消滅，反而不斷活動，因此他稱五四運動為中國 100 年來的精神動力。
他提到，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一批批反對派出現，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人發起「零八憲章」，人權律師也不斷挺身而出。此外，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去年聲援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成員提到反對共產黨不民主是基於五四思潮與傳統，也是明證。
近 30 年來，台灣民主蓬勃發展，被視為華人世界典範，與中國日益緊縮的言論環境形成強烈對比。余英時說，台灣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的重大成就也是從五四運動而來。
余英時主張， 1949 至 1960 年，第二度五四運動在台灣出現，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與殷海光擔任主要編輯的「自由中國」雜誌發揮不可磨滅的作用。
他表示，台灣原本沒有民主觀念，國民黨當時一黨專政，也不容許民主發展。「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後，鼓吹民主、自由、人權理念，胡適與雷震分別提倡普選與反對黨觀念，即使最後因觸怒國民黨當局而停刊，播下的思想種子仍持續發展，促成 1980 年代反對黨力量出現， 1990 年代首次總統直選。
余英時說：「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學，在台灣可說是局部、甚至全面實現了。今天在台灣研究科學沒有不自由的地方，完全可以跟西方任何國家相比，民主制度基本上也是成熟的，關鍵就在於五四。」
許多人士曾期待，歷經 3 次政黨輪替的台灣能產生引領作用，協助中國邁向民主化進程。但隨著中國整體國力提升，中國近年挾帶經濟資源輸出意識型態與治理模式，甚至以「銳實力」干預、滲透民主政體，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構成威脅。
余英時認為，中國用現代科技控制社會，企圖將反自由、反民主系統推向全世界，或許容易影響厄瓜多等尚未完全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但不可能在美國、英國、法國等有良好民主制度的國家發生作用，因此中國輸出一黨專政模式是有限的。
至於台灣能否對中國步上民主道路產生影響，余英時雖回答「目前不可能」，但提到他接觸的中國自由派人士都希望台灣保持民主制度，作為將來中國發展的可能方向。
余英時說：「這個東西（民主制度）不能保持的話，中國知識分子就會覺得很危險，認為中國人會相信中國不能再搞民主。」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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