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從觀看變成被觀看──談談《我們與惡的距離》

本文作者為 Pony（馬曼容），原文標題：從觀看變成被觀看──談談《我們與惡的距離》，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近期在台灣受到高度討論的影視，絕對非《我們與惡的距離》莫屬。由林君陽執導、金牌編劇呂蒔媛執筆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出發，不急於追求當下事件發生後的熱點，反而將背景設定在事發後兩年，當一切法律程序接近尾聲，卻也明白就算再多時間的洗禮，也沖淡不去那來自心底最銘記的傷痛。戲劇的成功，也讓觀眾讚賞劇中社會寫實的細膩，與人物情感的飽滿刻畫，每週兩集引發熱烈討論，讓收視率節節高升，第 10 集大結局更是創下 3.40 高收視率，成為台劇的新里程碑。

《我們與惡的距離》令人讚歎的地方，也在於觀點上的全面，角色支線眾多，但卻照顧到事件的所有關係網，加入新聞媒體、法扶辯護、醫院體制，也從各種當事人、被害者、加害者及家屬們的視角進行深刻剖析。但綜觀內容主題本身，《與惡》非然是走在最前端，關於對新聞真相的著墨，美劇《新聞急先鋒》（Newsroom）和港劇《導火新聞線》早在新聞電視從業者的生存環境，於職業道德和事實追求的人性做上拉扯；而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觀感，港劇《on call 36 小時》與《仁心解碼》系列，則從醫院的角度探討生而為人的包容與加深大眾對病理的認識。這幾部劇也在當年播映時，造成不少觀眾的討論與反饋。

然而《與惡》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非單純只在某一層面同質性高的工作圈，去做集體討論，內容依然存在競業的你爭我奪、高層下屬間的勾心鬥角。但最難能可貴的是，故事選擇開枝散葉，觸及到曾經與事件相關的人物，也分別給予平均的戲份，不單一強化他人的視角。這樣一個冒險的作法，在很多劇集往往因支線太多，導致後期故事的鬆散。因《與惡》聚焦一件曾經類似發生過，也轟動社會的真實事件，從而喚起大眾心中未曾平息的波湧，當受害者家屬面對加害者親屬，而他們又是上司下屬關係，生活又該如何選擇？再一次地，《與惡》藉由社會事實與心理傷痛，不僅將人物有機地集合在一起，也將觀者帶入另一股情感漩渦之中。

廢死議題的出現，近乎是每當有駭人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一出，便會成為台灣的話題討論，舉凡2014年鄭捷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和 2016 內湖隨機殺人事件，都喚起大眾對於死刑執行的想法。但廢死與反廢死，這兩邊的立場總是交織不在一起，《與惡》雖然旨不在宣揚某邊的立場，但它似乎提供另一個討論的空間。當王赦律師積極地奔走，不讓法律的死刑淪為一種恐嚇教化的工具，他並非只想利用精神疾病變成逃罪的旁門左道，而是希望真正去思考罪犯背後的犯案動機，理解來自同類人的心理作為。

另一方面，王赦的妻子及受害者家屬，站在惡人必死的立場，但在王赦與妻子袒露自身背景，與身處環境的家庭種種後，似乎「聆聽」也成為我們日常最忽略的小事。再者，當新聞媒體一再渲染，誇大強化「精神病患」的特徵行為，也彷彿建築起一座「我們與病患的距離」，戴起視他人為異樣的眼鏡，不再關心是什麼刺激與經歷，讓他們如此作為？也不在乎他們是否已康復，需要被關愛。最終，反而全是自己的心裡作祟，有意識地不接近他們。對於「惡」的病識感，我們都不了解自己的本性。所謂的「惡」，也都存在在你我身上，我們與惡的距離，看似很遠，其實近在眼前。

然而，對於新聞媒體的著墨，《與惡》也全然污名化的呈現。儘管搶快衝收視率、高層給予壓力必然是肇因之一，使得新聞內容片面偏頗、一再重複索然無味。但觀眾依舊能看到新聞台是如何運作，當消息傳來，真假未確又該如何實事求是，提供給觀眾最正確的新聞內容？它體現一種無形的生存壓力，當大芝初對新聞工作的熱血嚮往，面對「觀眾只有七歲智商」的職場思維，又該如何從中與之權衡？甚至當加害者親屬的自己，從拍攝者成為被攝者，那糾結無法兩全的焦急思緒，都從《與惡》面面俱到的細節體現，也為觀者提供另一層可思量的觀點。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所以成功，一切並不是偶然，劇集真正抓到來自社會心病的病灶，點出曾經瘋狂盲從的跟風現象，明言職場內部不敢公開之事，甚至劇情不再針對唯一的李曉明死刑犯圍繞，而是多重游擊方式，像是一顆顆石頭投入池中，泛起大眾對死刑議題的漣漪。全劇也以五集作為分水嶺，觀看槍響前後每個人所產生的心理變化，一步步一集集，不僅帶領觀眾走入角色的內心世界，看見一顆顆破洞不堪的無力之心，也呈現社會背後那血淋淋的運轉法則。

儼然觀眾不再只作為觀者，僅僅接收劇集提供的訊息，漸漸地會發現，原來角色中所凝望且身處的社會，其實就來自我們最真實的周遭。當觀看者成為被看者，走出《我們與惡的距離》螢幕之外的我們，是否也能清晰地分辨這世界的真偽，不再與日常之惡繼續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