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星期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糾正案，是財經委員會的「核四封存案」，三位馬系委員認為封存核能四廠之舉，導致台電每年在無經濟效益流入的情形下，仍須耗費數億元於資產維護管理，資源嚴重浪費，所以糾正經濟部及行政院。這個調查報告提出之際，受到在場 7 位新任委員極力反駁，但因人數劣勢無法擋下，以致其後的記者會上出現兩批委員先後上台互摃、「一案各表」的現象。
這三位委員一再強調：「報告不涉及核四要不要啟動、要不要蓋」，只想糾正新政府的能源轉型政策，尤其是蔡英文總統甫上任即宣布「2025 非核家園」，這個宣布「未經能源安全、能源經濟、及環境影響等完整評估」，以致引起全國工總、商總、及台北市美國商會均對未來穩定供電與電價上漲都「感到憂慮」，影響他們的投資意願云云。
首先要掀底牌，馬系監委當然不敢主張核四要再啟動、要重蓋，這不是因為他們很客觀中立、沒有預設立場，而是因為這個議題對他們而言根本就是禁忌！理由很簡單，核四封存是 2014 年 4 月馬英九與江宜樺的決定。
他們即使覺得核四封存的政策不當，也不敢公然挑戰。
更何況馬江二人宣布核四封存時，他們都已經是馬英九提名的準監委，三個月後也正式進入監察院成為馬系監委，要是真有「對事不對人」的士大夫骨氣、挑戰威權的道德勇氣，早該向馬英九、江宜樺開刀了。難怪這三位只好再三聲明不談核四本身，而是要檢討「非核家園」的政策釐訂。
他們說小英總統上任才五天，不應該宣布 9 年後台灣成為「非核家園」，因為政策「未經能源安全、能源經濟、及環境影響等完整評估」，這又是把自己的無知加諸別人。我們雖然不知道評估怎樣才是「完整」，但若是影射政府對無核家園的時程不曾分析、甚至毫無概念，那就太小看台灣「反核運動」的效果了。反核運動肇始於 1982 年政府核定興建核四，所以從那時到現在近 40 年間，核能與台灣的「能源安全、能源經濟、及環境影響」，一直是政府與反核團體反覆辯証的課題；這三位藍委如果願意與「台灣環保聯盟」的施信民、張國龍、徐光蓉、王塗發、… 等人面對面討論，就不會以為非核家園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沒有人認真探討過。
對尖尾個人而言，主張廢核是基於一個單純的理念，根本無需用到經濟數據來說服；這個理念就是「經濟正義」。簡單說，政府的各種能源政策像是不同的投資標的，該採用核能或是燃氣來發電呢？任何一種投資決策都有兩個層面要考量：報酬（成本）與風險，市場經濟的定律就是只可能存在「高報酬／高風險」或「低報酬／低風險」兩種投資機會，其他的組合不是太「爛」沒買家、就是太「好」沒賣家。市場是「公平」的，承擔風險是賺取報酬的代價，報酬隨風險同向變動。
如果政府要在「低成本（高報酬）／高風險」的核能或「高成本（低報酬）／低風險」的天然氣之間做選擇，這必然會是一個很「武斷」的決策，因為到底成本和風險哪一個重要呢？假設用安全的天然氣發電比核電每度貴 $1，一年下來要多花 $2,200 億，值不值得賭一下「車諾比」或「福島」不會在貢寮發生呢？這當然就不會是一個可以客觀回答的選擇題了。
好在經濟學不是狹隘的數字遊戲，我們可以站在「經濟正義」的高度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要瞭解，公共政策的決策與個人投資選擇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公共事務上，政策產生的報酬與風險，承受者往往不是同一人或同一群人；享受好處的人與承受害處的人如果不同，對同一決策者「報酬與風險同向變動」的市場邏輯就不再適用，而要進一步考量受益者與受害者在分配上的公平性。換句話說，假設核電比較便宜，哪些人省錢最多？核電比較危險，一旦發生核災又是哪些人損失最重？這個問題就很容易有個客觀的答案了。
尖尾反核 30 年，就是基於核電受益最大的是經濟強勢者、受害最大者是經濟弱勢者，有如認同「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導致社會福利的逆向重分配，換言之，核電不折不扣違反了「經濟正義」。
何以核電的最大受益者是經濟強勢者？因為目前台灣民生用電與工業用電的相對比重大約是 1:3，而住宅戶數與工業用電戶數之比則是 55：1，可知發電成本的降低對一般家庭每日不到 10 度用電，受惠有限，但對工業用電大戶則受益良多；特別是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的大廠，耗能最多，低電價對他們永遠是錦上添花。工總、商總、外商都愛核能，益發証明他們的本位立場在作祟。
風險的影響層面則是另一種狀況：核災不發生則罷、一發生則台灣泰半要「淪陷」。果真如此，工總、商總、外商這些經濟強勢者，當然有較強的應變能力與逃難管道，而弱勢者如在地的老農或勞工，從沒有在海外置產、更不曾取得雙重國籍，一旦定根的土地遭逢災變，只能困守家園，要如何到外地東山再起？由此可見，大家承受核災風險的能力，更是極端的分配不均。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至少必須平等對待所有人民，所以就幅員有限的台灣而言，無核家園的能源政策其實是合理且必然的。寄望受到糾正的經濟部與行政院不要被嚇唬，不妨直接回復監察院：「誰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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