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柏立表示，傳統產業技術的生產條件下，已難與「紅色供應鏈」相抗衡，台灣應以「軟體重於硬體，制度重於技術」的策略思維，面向 5G 時代。
瞄準 5G 時代，各國全力備戰，以美國、中國、韓國、日本等國的電信業者表現最為積極，美國 Verizon 計畫在 2019 年正式把 5G 技術引進行動通訊使用；AT&T 也積極規劃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開始提供 FWA 或 5G 行動通訊服務。中國移動原來計畫在 2020 年開始提供 5G 服務，最近則修正提早於 2019 年提供 5G 服務。
經濟部成立 5G 推動辦公室，並邀請中華電信組成 5G 產業發展聯盟，為接軌 5G 做足準備，台灣經濟研究院所長、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劉柏立表示，以引領 5G 技術發展的觀點，台灣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然而，5G 技術的價值在於新市場、新產業的創新開發，如何有效掌握並運用 5G 技術帶動產業新契機、營造友善環境，成為台灣在政策上的優先課題。
他說，進入數位匯流的資訊社會時代，傳統產業技術的生產條件下，已難與「紅色供應鏈」相抗衡，台灣在 ICT 硬體製造面的發展固然重要，運用網路技術創新加值服務的應用發展，更具有策略性的重要意義。
劉柏立指出，台灣實施電信自由化，開放電信市場的初始動機，原在於為加入 WTO 的承諾，實施電信自由化以後，雖陸續配合引進「競爭政策、網路互連、普及服務、公開釋照、獨立監理機關、稀有資源分配使用」等 6 大監理原則，但台灣為實施電信自由化所制定的 1996 年電信法原管架構，本質上屬於類比時代監理思維的產物，著重在網路機線設備硬體面的監理規範。雖在 2006 年成立獨立監理機關 NCC，但因應數位匯流的相關修法作業，遲遲未能實現，1996 年所制定的「電信法」一直沿用至今，不利數位經濟發展。
制度面鬆綁，才能提供前瞻性的產業創新環境，他說，具彈性的監理政策，包含頻譜政策與頻譜使用費，以及落實大數據的商業應用，包含個資與隱私權處理，乃至於增進網路金流創新應用，如 FinTech 等，都是政策面的當務之急。
整體而言，劉柏立建議，數位經濟時代應是「軟體重於硬體；制度重於技術」，才能在 5G 到來時抓住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契機，而針對 5G 頻譜政策，劉柏立建議，應基於無線電頻率的特性，在「和諧使用」、「公平使用」以及「有效應用」的基本原則下制定。
(中央社)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