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世界對台灣之同情，來自於對自由的執念——丈量韓國瑜現象

本文作者為王柏皓，原文標題：丈量韓國瑜現象，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本文所指的韓國瑜現象，並非意味著他選舉形式上的突破，也並非要討論他背後是否有一隻看不見的雙手在推動他的形勢（當然筆者也無力為台灣當前的政治經濟情勢多作分析，無從討論其他促使他當選的外在因素）。本文僅是去考察，作為一位公民，他們為何會選擇韓國瑜作為他們市長？並從他們之中篩選出某種傾向，探討是何種原因使他們快速集結。

如果基於公民支持政見所以候選人得以當選的原則，那麼韓國瑜的基本訴求即是賺大錢。而在辯論會中韓國瑜也充分表達他的方法：

• 一、探勘三十年後仍未行動，今後在地方政治首長的職權上也難以發揮效用的挖石油。
• 二、沒有土地探勘、也沒有評估之後經濟效應的摩天輪。
• 三、基於九二共識所以貨物可以輸往中國。綜觀以上三點，僅僅是最後一點較有可能是市長職權且有機會施行，並達到他所宣稱賺大錢的目的。

因此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宣稱：公民選擇了一位將九二共識視為達成賺大錢目的之主要手段的人。而本文要詮釋的現象主要就是這些公民。

韓國瑜現象的政治哲學分析

這些公民認為九二共識僅僅是賺大錢的工具，但卻又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不過是要台灣放棄那堵心中看不見的牆。就此來說，支持韓國瑜的選民就是在政治空間上退守的一群人。如托克維爾所說「每個人都只顧及自己的事務，其他所有人的命運都和他無關。對於他來說，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構成了所有的人類。而在他以及其他公民的交往上，他可能混雜在這些人之中，但是卻對其他人視若無睹，他觸碰這些人，但對他們毫無感覺；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為自己而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在他的腦海裡還有家庭，也肯定沒有了社會的觀念」。

這些人的世界只有自己且只剩下私人關係，不再與此世有所聯繫，也不再感受到他者的存在。此時他們極有可能行不義之事，就如同鄂蘭《組織性的罪責》（1944）當中的觀察。鄂蘭在本書分析，作為前納粹高官，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在煽動仇殺或者親自執行泯滅生命的相關任務時，他本身並不害怕這些行為本身，而是害怕自己的退休金或是家庭關係遭到一點點的破損。當然這不是說上述支持韓國瑜的公民必然會做出類似的事情。

而是說，將政治拋出自己視野之外的一群人，他們信仰的基調都是：「我只需要關心我自己，無須關心私人交往以外的世界（這可以置換成：我只關心貨物出去，無須關心九二共識對他者有什麼傷害）」。以至於造成個人判斷基礎的闕如，而當政策可行性的思考推至極端，他們就很有可能會犯下鄂蘭口中那些極惡之行為。像那些納粹高官，在家庭內扮演了極好的家人，甚至是連一隻蒼蠅都捨不得殺的人，卻會為了完成命令來保住他們原本的私人關係生活，而毫不遲疑地完成一切命令。

因為喪失對「他者在場」的認識，因此「為了賺錢，所以我只能選擇九二共識」。這意味著，基於我只具備我跟私人之間的關係，以至於我失去判斷其他政策可行性的能力，並且也失去對他者的感受力。

再者，這些公民失去對當下境況的敏感度，因為無須在乎他者以及與在場的他者進行對話，所以從個人的判斷失準，來到在現實上的退守，無視於現實上台灣正逐步減少對中國政治經濟的依賴性。韓國瑜現象無疑是將政治抹去，為他擦上了名為賺大錢的假象，好似九二共識是一帖毫無副作用的萬靈丹，只要吞下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這當然也無視了中國對台灣內政化的干預，如屢屢從國際組織上改名到私人公司改變飛行地名稱等。中國從原本國家對國家的封鎖，逐步邁向要求私人企業或個人的退守。

對以上兩點（他人與當下）的認知闕如，構成韓國瑜現象的內核。

破除韓國瑜現象

耶魯歷史學教授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對暴政以及極權主義的研究中指出，波蘭在納粹統治下得以打造集中營的制度，並非基於一個強有力的暴政來加以顛覆原先的政權，而是基於波蘭本身政治制度被先前蘇聯等其他意識形態的因素加以崩潰，因而為納粹創造極佳的生存空間。在 2017 年，他基於過去的研究為現代世界的公民開出處方，避免制度性的破損再度出現在當下。

他整理出幾點克服暴政的方法：除了加強多黨制等制度性的考量，他在其處方的第四點內文指出：

生活即政治，並非因為世界關心你的感受，而是因為世界會對你的所作所為做出反應（Life is political, not because the world cares about how you feel, but because the world reacts to what you do.）。

台灣人必須重新肯認政治的內涵，不再僅僅是過去中國國民黨意識形態下所產生出來的「政治即是管理眾人之事」。而是我們生活內部充斥著各種政治形態，基於顧及世界雜多的他者的存在，我們必然要為這個雜多性與他者提出制度性自由的保障，這不僅需要個人的權利基礎，還必須有一個健全且自由的國家作為這個基礎的疆界。必須牢記的是，世界對台灣的一點點同情從來不是因為我們面對極權政體時的無能為力，抑或者一絲絲的悲憤，而是因為我們不斷地向世界證明，我們是自由的，而且我們仍不斷地為這份自由與民主奮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