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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如北韓… 彭明敏白色恐怖逃亡實記

圖片來源:玉山社

[bs-quote quote=”看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在國民黨拉攏下,依然堅持為台灣人發聲。這是台灣史上極為少見的行動者類型,而在其同世代則幾乎是絕無僅有。 ”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 color=”#000000″][/bs-quote]

深夜決定逃亡

監視我的特務們,整天分成三班輪值。我的妻子被跟蹤得更緊迫了。我家附近與全巿其他地區一樣,在街角巷口有小攤販的違章建築,它們常是退伍軍人非法搭起來的,政府不管它們。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

我很小心注意特務們的動靜,不久發現,他們有時在深夜一段時間不在那裡。他們大概是覺得太無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時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蹤。

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

這樣過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

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精細計劃篩選目的地

有一個晚上,我悄悄地溜出,未被特務發現,按照事先約定,在一個地點與幾位親信朋友見面。我告訴他們,已下決心,要脫離台灣。這使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大家心裡清楚,這要冒多大的險。

第一個問題便是我到底要到那裡去?

美國是不可以的。因為如我到那裡去,便會使美國政府為難,國民黨會立即要求引渡,會使問題非常複雜,並且拖延很久。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已有許多例子,日本警察與國民黨合作,將流亡在日本的台灣人引渡給國民黨,以換取日本欲從台北取得的好處。我要去的國家,必須是與國民黨沒有外交關係的。然,我不願意到共產國家,因為中共政府與國民黨同樣,恨不得將台灣獨立運動消滅掉。我提出瑞典,朋友們都同意了。

於此,第一步驟便是要寫信給那個非凡的組織,國際特赦協會。我有些朋友曾長期幫助我,將信件帶出島外,也從島外帶進來給我。在他們幫忙之下,我寫了一封短箋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請他們能否將我的案件告訴瑞典政府,問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機場出現,身上沒有護照和簽證,能否得到政治庇護。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得到肯定的答覆。有些朋友勸我立刻離開,因為他們深深關切我的安危。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我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我需要在台灣與瑞典中間幾個接頭站,找出既可靠又肯幫助的人。

為順利出走嘗試各種易容

到了春未,大多細節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朋友們又勸我早走。可是,化裝的問題,是最大的困難。我認為在冬天可能容易些,因為那時可以穿大衣戴帽。我嘗試了各種化裝的方法,試留鬍子、把頭剃光。母親覺得我越變越古怪了。

當台灣如北韓... 白色恐怖逃亡實記
彭明敏當年的易容照。圖片來源:玉山社

仲夏,我開始讓監視我的特務們習慣於我長期不出門。我一出門,不論到那裡,他們總是跟著。我如果買東西,他們便擁向前看我買什麼,然後又要問店鋪老板一些問題。有時候,我待在家裡整整二、三週不外出,然後再出現,坐計程車、公共汽車去買東西,或去餐廳、飯店等。有時候,我只在大學宿舍區附近走走,讓特務們看看我還在那裡。到了年底以前,他們已習慣於長久未看到我而不感奇怪。其實,我卻常在半夜偷偷溜出,處理事情或看看朋友。

到了秋天,我開始感覺非常興奮,感覺生活有意義起來。

我有事情做,有希望在將來,儘管前途充滿著極大的危險。我發明了一套英文電報明碼暗號,送到島外朋友手裡,做為緊急聯絡之用。例如「祝女兒誕生」「叔父入院」「請速寄樣品」「書籍已寄出」「祝新婚快樂」等等,藉以表示我何天出發、出發延期、安全抵達等等。沿途接力站也都安排好,在那裡會有人接應我,並提供所需幫助。

與家人訣別的脫出前夕

因知道我的房屋將會被徹底搜查,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掉大部份,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但沒有說什麼。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我妻子兒女、母親和其他親屬。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蔣介石以慈悲姿態特赦了我,但是我於出獄以後的遭遇,卻使我日子無法再繼續下去。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卻因為我的關係,都有危險。如果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我在那份聲明中,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我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我從少年時代一直保存起來的日記也全部燒掉了。

最後一天到了。我打算半夜以後離開我家,要佯裝冷冷靜靜,若無其事,非常困難,我的兒子向他母親提醒我的動靜相當古怪,但是她避開了這些問題。當我的兒子、女兒準備就寢的時候,我把他們叫過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他們覺得很迷惑。當我向他們道晚安時,其實我自己心裡卻在說「何時再見?」了。

本文摘自《自由的滋味》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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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際特赦組織」與台灣的淵源極早,早在白色恐怖時期,國際特赦組織就已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台灣的人權狀況,並針對台灣一百多個不同背景的良心犯蒐集資料展開調查。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員以及小組都曾為台灣這些案例執筆寫信表示支持。國際特赦組織也曾派研究員抵台調查或旁聽侵犯人權案件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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