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laudius
我們今天文章提到高雄車站是「不義遺址」，似乎很多市民不知道為什麼。
史實是：高雄車站是中國軍隊屠殺高雄市民的重要見證。
1947 年 228 事件發生後，陳儀原想調派駐守高雄的軍隊北上鎮壓，但因鐵路不通受阻，於是憲兵第四團第三連留在高雄車站加強防衛，並在屋頂上架設機關槍。
當時因高雄治安混亂，在地學生組成自衛隊，但因憲兵控制高雄車站，糧食無法運進市區，市民亦無法進出高雄，因此學生聚集在車站和憲兵連交涉撤出，但遭拒絕。
於是學生商議組成「決死隊」，由陳仁悲擔任隊長，計畫兵分三路進攻高雄車站。不過在武裝的絕對差距下，3 月 5 日上午，衝在前頭的雄中校友，三民國小老師顏再策遭憲兵以機槍和步槍掃射中彈不治。
之後雙方分別退回雄中以及壽山要塞，車站一度可恢復部分功能。
史稱「高雄大屠殺」的 3 月 6 日，市府代表前往要塞談判全部被控制，同時「高雄屠夫」彭孟緝指揮下，從壽山要塞砲轟市區，並兵分兩路，一路從鳳山進攻高雄車站，一路進軍市府。市府這邊軍隊一抵達就開火屠殺，多名議員與士紳罹難。
而進攻火車站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何軍章團第三營，抵達車站後後，就朝著民眾開槍，擊斃許多無辜民眾，包含乘客吳萬于、周碧瑾被槍殺與刺刀殺害，背上 3 個月大的嬰兒也被殘忍刺傷，10 天後不治。
在高雄做船隻打撈工作的李金俊，當天搭火車到高雄做工，但到站後即被打死，年僅 32 歲。老闆娘曾到車站親眼看到屍體，但因軍隊規定非親人不准收屍，家屬隔幾日抵達高雄後已經找不到遺體。而老闆黃傳生當時也被抓走殺害。
接著中國軍堵住前後站聯通地下道掃射，把 300 多位避難民眾圍困在內，多人中槍流血不止，無法送醫慘死。
其中經營印刷所的郭農富，因當時市區動亂，因此 3 月 6 日帶著一家人到火車站準備到屏東潮州親戚避難，剛好遇到軍隊攻進車站，全家人躲進地下道，由於郭農富曾經到要塞司令部賣文具，他抬頭想看有沒有認識的士兵，但立即被擊中動脈大出血。
根據其子郭榮一證言：「我抱著滿身鮮血的他，母親苦苦哀求兵仔讓父親送醫遭拒，只得撿地上的菸蒂擦他的傷口，再用布條綁住動脈，仍無法止血，父親終因失血過多而去世。然而，死亡證書卻寫他『被暴徒槍決而死』。事過多年，我仍記得抱住慘死父親的慘狀。」
而受難者林界之女林黎彩證言，軍隊到高雄車站以後把所有人趕去地下道，一名見證者說屠殺後「經過地下道都是血，一直滴」。
隔天 3 月 7 日一早，軍隊持刺刀一一搜查被圍困的民眾，其中只要是男性，共一百多名都視為「暴徒」而逮捕，用鐵絲綑綁載往柴山下的看守所。
在此同時，中國軍在火車站的屋頂架設四門美式 81 迫擊炮，對雄中發砲射擊，壽山要塞也用要塞砲遠程炮擊雄中。最後並派出兩營步兵攻進雄中，現在雄中紅樓東側紅磚仍留下 50 公分的坑洞，紅樓並可見多處彈痕。雄中也成為台灣唯一被中國國民黨軍砲擊並用正規軍進攻的中學。
軍隊佔領雄中之前，學生大都已逃走，於是當晚軍隊進入三塊厝搜索學生，三塊厝居民全被叫出來跪下，統統抓到火車站前廣場，男性也同樣被鐵絲綑綁關押到監獄中。當地軍隊目無法紀，居民有人被搶劫，甚至遭強暴。
在高雄大屠殺後，後續彭孟緝在高雄也進行大逮捕與公開槍決。當時任職於高雄看守所之呂見發、呂見利兄弟，因所長傅秉衡擅離職守，被推舉為代理監獄長和看守所長維持秩序，但卻也被牽連誣陷。
3 月 20 日，軍隊在高雄車站廣場前公開處決年僅 33 歲和 25 歲的兩兄弟，處決後曝屍於現場，母親與太太被找來看處決經過，哀痛欲絕。母親想幫兒子擦拭臉上的血，但血還是一直流出來，旁觀者看到都同感悲憤。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官員挪威籍的強森（Hans Th. Johnsen）也見證此狀況。
由於中國國民黨軍政府在高雄車站周邊進行一連串屠殺市民的行為，促轉會認為：「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車站曾發生軍方鎮壓、掃射無辜民眾，及民眾未經公平審判即遭處決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促轉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原高雄車站」為不義遺址。」並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公告。
儘管新的高雄車站美輪美奐，但中國軍隊在此屠殺高雄人的這段歷史絕不能被遺忘，因此「不義遺址」史實的呈現，也應該是老車站修復中應呈現的一環。
原文出自高雄好過日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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