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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美國人比杜勒斯對台灣民主生存有更大的貢獻

杜勒斯與艾森豪總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bs-quote quote=”《舊金山和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幕後推手;建構台海戰略均勢與形塑台灣國際地位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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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對杜勒斯的印象,都知道他是反共大將,制訂戰爭邊緣政策,把他當冷戰勇士,對他的評價也著重在他擔任國務卿的年代,那是韓戰剛結束,冷戰對峙嚴重時期,人類面臨核子毀滅性武器,兩大陣營必需謹慎因應的危險年代。

但杜勒斯的宗教背景、律師訓練,和政治與外交家世培養出來的性格,顯現他處理外交事務並不是絕對性的堅持法律與道德原則,而是趨向務實、考慮現實的可行性、美國國會能接受的程度,和國際社會的態度。

宗教對杜勒斯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和平主義;要維持和平,他主張以演變、漸進方式改變現狀,而不是以武力手段尋求立即解決。

根據這個原則,他主張國際間爭端,應尋求和平解決,如果一時找不到合理解決之道,便應有耐性,不強求解決,等時間與環境演變到能適當解決的時候再說。如果有一方不待時機成熟便要強行解決,那只有戰爭,而基本上他不主張戰爭。

律師和宗教影響,使杜勒斯接受世事的相對性,和不追求理想主義的完美。他外祖父是共和黨的溫和派,國際主義者,他在政治上也走共和黨溫和派,外交上跟他外祖父一樣的國際主義者。不完美常反映在民主政治的妥協,杜勒斯的黨派屬性,雖然使他成為共和黨戰後外交政策的主要建構者,但他瞭解戰後政治環境,外交政策需要國會兩黨支持,而國會也成為他對外交涉時可運用的籌碼。

杜勒斯寫過許多討論國際問題的文章,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的論述結集成《戰爭、和平與改變》(War, Peace and Change),戰後所寫涉及和平之概念與冷戰架構的討論,則以《戰爭或和平》(War or Peace)出版。

《戰爭、和平與改變》的基本立論在強調改變是不可避免,頑固的抗拒改變現狀,杜絕和平改變的機會,只有導致戰爭。他主張去除改變的阻力,培養便於和平改變現狀的條件,因為改變的阻力會造成分裂,也導致戰爭。

他也批判短視的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是毀滅我們的最大威脅。玩弄民族主義的獨裁者把國家個人化,把自己與神等量齊觀,其他國家則屬邪惡,這種概念應加制止。他主張開明的自我利益和國際主義。

杜勒斯對現狀、和平及慎防獨裁者藉民族主義興風作浪的論述,乃因他曾參加戰後處理賠償問題的經驗,及瞭解德國在戰後再起的背景。他指出,在一九二○年代,美、英、法都在鼓吹和平,但他們的理想都未能達成,基本原因就在對和平的性質與觀念嚴重誤解。和平被視同「現狀、穩定與僵硬」,沒有良性改變的機會。

依他的哲學認知,改變是必然的,而改變只有兩種方式:和平的改變,和武力的改變。

他強調和平改變的必要,那也是人類終要面對的事實。他主張透過改變的架構以尋求和平,並指責美國在一九三○年代只是保守的國際現狀維護者。

杜勒斯對堅持現狀的人有尖銳的批判。那些生活在優裕環境下的人,試圖無限期的保持眼前的狀態。對他們而言,和平的意義是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受干擾,而干擾和平的人也就是尋求改變的人。杜勒斯指責試圖維持現狀者是明知改變不可避免,卻想藉對現狀貼上「和平」標籤,來拖延改變的發生。

脫日反共:主導對日和約

締結對日本和約是戰後秩序重建的艱鉅工程,對台灣命運最重大的轉折點。杜勒斯促成對日和約,結束對日本戰爭狀態,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件大功,而他獲民主黨政府信任,挑起協調和約的重任,不但排除國際勢力的糾葛,抗拒英國及蘇聯集團的要求,施壓日本選擇與國民黨政府簽雙邊和約,並堅持日本只宣布放棄台灣主權,保住台灣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命脈,對台灣可謂萬幸。

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艾契遜,在一九五○年三月任命杜勒斯為國務院顧問,並指定他籌畫對日本和約,以求早日結束美國對日本的佔領,讓日本恢復和平發展。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艾契遜正式指示杜勒斯以「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負責和約談判,並即率代表團訪問日本,開始初步磋商。

杜魯門(右方坐下)與妻子貝絲(右一)見證總統林登·詹森簽署《醫療保健法案》。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杜勒斯接受正式任命前,杜魯門政府對與日本和約已陸續磋商三年,卻毫無進展。杜勒斯接下任務,六月便前往日本磋商,而韓戰在六月二十五日爆發,杜魯門在六月二十七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防範國民黨與中共兩邊的可能蠢動,杜魯門更宣布「台灣地位」之確定,有待該地區恢復和平與安定,或簽訂對日和約,或由聯合國討論決定。

杜魯門的聲明,不但指出台灣地位未定,而且確定的方式包括由聯合國討論,這便引起國民黨政府的緊張,因為他們擔心這種說法意味美國不再認為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擁有主權,以便與中共政權達成某種交易,而且由聯合國討論也隱含台灣由聯合國托管。

親國民黨政府的美國友人卻紛紛向顧維鈞道賀,認為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國民黨控制的台灣安全有了保障,但顧維鈞卻認為美國政策的改變雖有保障台灣安全作用,卻也隱含美國政策是要將台灣與國民黨政府的地位凍結,也即「維持現狀」。

為澄清美國立場,國府大使館在艾契遜國務卿六月二十八日記者會中,安排記者提出台灣地位問題,艾契遜回答,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並不是要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開羅宣言表明的是與會國的意見,其含義對沒有參加會議的國家並不具約束力。至於要求停止對中國大陸進行海空攻擊之事,美國不可能要求中共停止攻擊,卻又容許國民黨進行攻擊。

艾契遜的說詞,認定開羅宣言(公報)是戰時意見性質,對未參加會議的國家並沒有約束力,並對台灣法律地位未定作出說明。既然開羅會議的公報不能約束其他國家,對日和約如何處理台灣歸屬便成重要問題。

顧維鈞與杜勒斯早在巴黎和會就認識,杜勒斯是紐約州長杜威兩度參選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屬親國民黨政府人士。十月二十日,顧維鈞約好與杜勒斯在紐約成功湖聯合國舊址見面,在此之前,他們己多次就和約問題交換意見,包括七月二十五日談杜勒斯訪日成果。

顧維鈞回憶,在成功湖的會晤,杜勒斯提及他與蘇聯和遠東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已談過對日和約的初步構想。杜勒斯說明美國的立場:和約應簡潔,對日本國防不應有限制,不應有賠償,對日本經濟限制應取消。至於領土條款,杜勒斯說,日本必需承認朝鮮獨立,接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由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台灣與澎湖列島,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地位,日本必需接受由英國、蘇聯、中國和美國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在和約生效後一年內,四國對這些領土的地位還不能達成協議,則此問題應由聯合國大會裁決。」

杜勒斯把美國政府有關和約的七點原則聲明給予顧維鈞,但見諸美國外交文件所收錄的七點備忘錄,第四點有關領土條款並沒有列出杜勒斯所說明的處理程序,只稱日本必需宣布放棄在朝鮮,台灣及澎湖的利益,並接受琉球群島及小笠原群島交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

在會晤中,杜勒斯以美國政府尚未決定是否把台澎當作中國領土為由,不能回答台灣地位問題,但他提醒顧維鈞,台灣是有糾紛的地區,並且是關係到國際社會,也涉及美國利益,美國已決定把這個問題凍結起來。杜勒斯瞭解國府的立場,但希望國府在聯合國不要太激烈反對美國的立場,以免替美國製造難題,也突出雙方立場分歧。

杜勒斯並透露,和約談判的程序,將採取一系列「非正式外交討論」,而非召開正式會議,以便易於調和意見,他認為因為英國、蘇聯、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中共政權,遠東委員會十三個成員有六個是大英國協成員,國民黨政府處境艱難,這樣做對國民黨政府比較有利。和約無論如何要在一九五一年仲夏完成。

這時杜勒斯並沒有提及國民黨政府參加和約的問題,而國民黨政府自認是盟國,也沒有想到被排除在和約之外,只專注要以和約取得台澎主權。但英國在遠東利益與美國分歧,英國已經承認中共政權,而且還在殖民地香港有它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英國也希望中共簽對日和約,讓日本早日恢復與中共貿易,不要到東南亞與英國搶貿易地盤。

抗拒英國壓力是杜勒斯的最大難題,而他對保障台灣權益的最大貢獻,也在他態度堅定,抗拒英國親中共的立場。杜勒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向英國駐美大使奧立弗(Oliver Franks)簡報美國的構想時,首先便說明對領土條款的立場,強調目前美國只要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並不表明台灣問題最後應如何解決。但他交給奧立弗的七項原則備忘錄,即如前述交給顧維鈞的聲明。

杜勒斯在華府協調國防部與國務院,取得共同意見,一月下旬率美國代表團前往東京進行和約磋商,他在東京告訴韓國大使,他此行目的在聽取日本對美國所提七點原則的意見。然後與遠東委員會成員,印尼,韓國及錫蘭代表磋商。採取雙邊討論的方式,主要目的在不讓某些國家有機會主張和約排除南韓與國民黨中國,而納入北韓與中共。

杜勒斯在東京分別會晤英國及法國代表,而且與英國代表兩度晤談,因為他認為英法與美國關係特別;但他避不見國民黨政府代表何世禮,僅由美國代表席柏德(W. J. Sebald)邀何世禮午餐。
一月二十九日,杜勒斯與英國大使阿瓦利(Sir Alvary Gascoigne)會晤,英方主張對台灣與澎湖問題應該尋求解決方案,而不應像美國的建議把它懸在半空中。

同一天,杜勒斯會晤日本首相吉田茂,日方主要談安全與貿易問題,並未觸及領土變動,吉田茂要求不要對日本貿易作限制,因為長期而言,日本有必要與中國貿易,而共產中國終會採取戰爭歸戰爭,貿易歸貿易的態度;日本商人認識中國人,有長期與中國人合作的經驗,可以當民主的第五縱隊去改變共產黨。

二月三日,杜勒斯把一份和約草案交給日本,這份草案有關台灣與澎湖問題的規定仍依舊案,只由日本宣布放棄。

本文摘自《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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