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論壇》打開傷口是為了復原—專訪德國史塔西檔案局（上）

本文作者為友善列印版本林育立，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威權體制下，人可以為了名利出賣家人和朋友，檢調為了升官，「把無罪辦到有罪」。

威權轉型成民主後，這段不堪的過去該如何面對？德國在東德轉型正義的實踐，之所以被國際社會視為值得參考的範本，相當程度是歸功於情治檔案的利用和開放。在這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工程中，由國會立法成立的獨立機關史塔西檔案局，一直扮演著主導的角色。

聞之色變的黨國打手

史塔西（Stasi）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簡稱，主要任務是對內政治偵防和打擊黨外勢力，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等情治單位。身為黨國的耳目和打手，史塔西除了檢查郵電，肆意拘捕和刑求異議人士，利用媒體散佈耳語詆毀他們的人格，還在民間吸收大量的線民，和其他獨裁國家的情治單位沒什麼兩樣。這些情治單位內部的公文和刺探來的情報，在民主轉型後往往不是被銷毀，就是怕見不得人似的鎖在不見天日的角落。為何史塔西檔案能留下來？這得先從東德和平革命的故事說起。

冷戰時期，史塔西透過綿密的線民佈線，掌握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被公認是東歐共產國家當中組織最嚴密、執行最有效率的情治單位。為掌握反對者的動態，全國各地的學校、教會、公司行號和社區鄰里都潛伏史塔西的線人，他們專門負責打聽消息，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定期向史塔西報告。特別是在 1989 年共黨垮台前，東德情勢風聲鶴唳，自封為「黨的盾與劍」的史塔西，為打擊日益高漲的反對勢力更全面擴大情蒐，為史塔西工作的「抓耙仔」高達 19 萬人，平均每兩位東德人就有一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打小報告」。

因此，當 11 月 9 日柏林圍牆一倒，共黨領導班子手忙腳亂之際，這個令人民飽受監控所苦的神秘機關，馬上就成為群眾發洩憤怒的下一個目標。12 月初，萊比錫（Leipzig）等地陸續傳出史塔西分部被佔領的消息。到了次年 1 月 15 日的傍晚，數以千計的東柏林市民呼嘯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特務銷毀檔案。

在圍牆倒下的三個月後，人民再一次展現集體力量，震驚了世界。

攻佔情治機關

工程師邁爾（Heinz Meier）是最早衝進史塔西總部的東柏林市民之一。六年前，他參加史塔西檔案局舉辦的「佔領週年」紀念活動，回憶往事時意氣風發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

「那晚有上千人在國安部門口示威，每個人都知道史塔西正全力忙著銷毀檔案，所以，大家衝進去的時候第一個念頭，都是無論如何要把獨裁的證據保留下來。」當時，國安部有個房間微微透出火光，隱約看到有人把滅火器往窗外丟，「大夥群情激昂，一湧而上，逮到正在煙滅文件的特工。」

邁爾和其他市民，當晚就組織委員會接管國安部，強迫專制鷹犬自行解散。邁爾本人也被推選為小組召集人，專門負責看管檔案，「第一次走進檔案室，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因為沒想到規模這麼大。」

我的案底屬於我

威權統治者的失勢，使得經年累積的機密檔案有機會攤在陽光下，這是歷史上少見的際遇，但是，這些檔案究竟該如何處理，在東西德統一前卻是眾說紛紜。

許多西德政治領袖擔心，檔案內容太具爆炸性，率爾開放會導致社會動盪，主張「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建議將檔案加密 30 年後存放在國家檔案局；民選的東德政府亦持相同立場。也有部分西德政要，深恐史塔西的觸角也一樣滲透西德全國，不願見到自己從政的內幕或私生活曝光，甚至主張史塔西檔案應該全部銷毀。

至於東德的民運領袖，一開始也是舉棋不定。然而，陸續從媒體流出的檔案顯示，平日相濡以沫的同志，原來竟有可能是秘密警察臥底的線民，全面保住史塔西檔案並開放給民眾查閱的聲音，開始在民運圈佔上風。

眼見政府依舊堅持檔案加密的立場，1990 年 9 月初、也就是兩德統一前一個月，以年輕人為首的 20 多名抗議者，無預警衝進史塔西總部，把自己反鎖在儲藏室，當天傍晚就有數百位民眾趕到門口聲援 (link is external)，民運領袖「拒絕移交國家檔案局」以及「我的案底屬於我」的訴求，開始受到輿論的關注。一個禮拜後，政府依然沒有任何回應，佔領者開始用絕食的方式向當局施壓。

接下來的半個月，警方多次清場失敗，媒體又排山倒海報導，東西德政府迫於壓力，終於在統一前的最後一個禮拜，將保存與開放史塔西檔案的原則，以附註的方式加進了早在幾個月前就簽妥的《統一條約》。

東德人民從底層發動的和平革命，繼推倒圍牆後，再一次寫下驚嘆號。

兩德統一滿周年，國會果真不負眾望，如期通過《史塔西檔案法》，明確規範檔案的用途和調閱方式。依此法成立的史塔西檔案局、全名：聯邦政府委託管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局 (link is external)，目前有 1600 名員工，年度預算新台幣 40 億元，運作至今超過 20 年，申請調閱自己案底的民眾已經超過 300 萬人。

黑名單記者

今年秋天，我在德國聯邦新聞局的安排下，與外國記者團再度拜訪這個舉世聞名的機構，由局長楊恩（Roland Jahn）親自接待。身為聯邦政府的特任官，楊恩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上級指揮，也沒有政黨色彩。楊恩本人也有話直說，一點不拐彎抹角。

面對我們來訪，楊恩劈頭的第一句話就是：「只有在社會上有相當聲望的人，才能出任這個職位。我是政府提名，由國會選出來的，朝野政黨全都挺我，正當性無庸置疑。」

楊恩出身東德，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是對當局不滿的異議份子，因為抗議新聞檢查被學校退學，只好到工廠當搬運工人，有多次坐牢的紀錄。1983 年出獄後，楊恩依然故我，不願在獨裁壓迫下屈就自己，史塔西乾脆用鐵鍊綁住他的雙手，關在往西德的火車車廂裡將他驅逐出境。柏林圍牆倒下前，楊恩一直是有家歸不得的「黑名單」人士。「見不到家人，帶給我很大的痛苦」，他無奈地說，「圍牆是什麼？就是不讓裡面的人出去，也不讓像我這樣的人進來。」

後來搬到西柏林的他，依舊不改其志，與東柏林的民運同志裡應外合，走私攝影機、影印機、電腦、和禁書等違禁品給他們，還為西柏林的電視台和報紙工作，報導東德民主運動的動態。由於東德大部分地區可以接收到西德電視和廣播，楊恩的報導讓東德民眾得以突破新聞封鎖的高牆，了解國內真實情況，對 1989 年的和平革命有推波助瀾效果。

兩德統一後，楊恩也是德國媒體圈內最關心轉型正義的記者之一，拍了幾部紀錄片，探討統一後的德國如何反省過去的威權歷史。工作之餘，他還是哈福曼協會（見系列報導二）的一員，熱心參與東德民主文物館的籌建，也長年擔任柏林圍牆紀念園區（見系列報導四）的諮詢委員。

「政府看重我的資歷才提名我，知道我有能力和經驗處理歷史遺留的問題，對外代表檔案局，也有一定的說服力」，楊恩說。

民主實踐的象徵

史塔西檔案局的第一任局長是牧師高克（Joachim Gauck）。早在共黨還在位的時候，高克就一邊佈道一邊散播民主的理念，他在 10 年局長任內為檔案局打下基礎，不少德國人至今仍稱史塔西檔案局為「高克局」。在民間素孚眾望的他，兩年前還得到朝野力挺出任聯邦總統，以崇高的國家元首身份 (link is external)，繼續在國內外宣揚自由和法治的可貴。

第二任局長畢特納（Marianne Birthler），也是備受推崇的東德人權運動者和意見領袖，她和高克兩人都是威權統治者的眼中釘。

只有昔日的民運份子，才有資格管理情治檔案嗎？有記者問。

「當然不能這樣說，」楊恩回答，不過，他也強調史塔西檔案局能存在到今天，本身就是民主實踐的象徵，有位議員在投票前就說，「由當年的政治犯來主持這個機構，對曾被史塔西迫害的人和國際社會來說，都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加害者都有名字

儘管史塔西的特務在圍牆倒下後，已經匆忙銷毀許多文件，但是，威權統治 40 年累積下來的情治檔案，規模還是令人歎為觀止：光索引卡片就有 4000 萬張，文件排起來足足有 111 公里長，加上數以百萬計的影像和聲音檔案，堪稱是獨裁統治的全記錄。鑑於過去還沒有其他國家，曾立法成立過類似的常設機構，開放全民查閱情治機關為自己留的案底，《史塔西檔案法》對檔案調閱的規定非常審慎。

「史塔西刺探情報，踐踏人格尊嚴，我們不能蕭規曹隨，」楊恩說，「我們的做法，是兼顧知情權和隱私權。」

在知情權方面的實務做法是，任何人都可以向檔案局提出申請，但只能調閱跟自己相關的案底。申請者遞件後會先收到流水號，最慢三個月內就會接到通知，知道檔案局有沒有留自己的案底。如果有的話，工作人員會分頭去找，最快幾個月、最遲等上兩年，案底就能全部整理出來。當事人必須親自到檔案局或旗下的 12 個分支機構抄寫，現場能自費影印，但不能把原本帶回家，除此之外無需負擔任何的費用。
楊恩強調：「被史塔西刺探和整肅過的人都是受害者，我們是站在為他們服務的立場，這也是我們這個機關存在的用意。」

另一方面，關於隱私權的保護，檔案局也有特殊規定，任何案底只要一出現第三人的姓名就會被塗黑。不過，曾受僱於史塔西的特工，或是打小報告的線民，其姓名和化名，檔案局都不做任何處理；也就是說，受害者查閱自己的案底時，這些加害者的名字會自然曝光，如果想知道化名某某某的告密者是誰，受害者還可另外申請所謂的「化名解密」。

「被刺探的人，有權知道是誰刺探他，」楊恩說，

「不義就是不義，我從來不忌諱把加害者的名字說出來，名字曝光，加害者才會面對自己的責任，真相也才有可能釐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