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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理下從不平靜的殖民地台灣:從北埔事件到噍吧哖事件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警民。 翻攝自台南縣立文化中心編印《舊情南瀛:台南縣老照片之二》(1997),頁 134

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的抗日活動來到第三階段,這時期的抗爭活動,大多是屬於反抗總督府施政措施與基礎工事。

從 1907 年到 1915 年的第三階段之抗日活動,雖然大致都屬於攻擊地方官署或警察派出所的事件,無法撼動殖民統治體制。但是,其後續對統治政策的影響,還是不容我們忽視。因為這個階段的事件,接續發生的時間較長,波及的空間也很廣,所以對總督府致力於強化社會控制方面,似乎產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而且,從三個階段的抗日活動區分可以發現,在 1902 年到 1907 年間,抗日活動出現大約有 5 年的停歇期。有些學者認為,這也顯示第三階段與前面兩個階段的抗日性質有些許的差異。日本統治初期,部分台灣住民面對異族的入侵,立即奮勇起來抗爭,而後則進入一段觀望期。

1907 年以後,總督府的警察體系建立且基礎建設也已經全面展開,民眾反抗必有其成因。大致而言,這時期的抗爭活動,大多是屬於反抗總督府施政措施與基礎工事。

第 5 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任期 1906 年 4 月-1915 年 4 月。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根據日本警方的紀錄,這段時期的武裝抗日事件,合計共有 13 件。其中較常被提及的事件,最早發生的是 1907 年之「北埔事件」。事件領導人蔡淸琳(1881-1907),新竹北埔人,曾擔任基層員警的巡查補,因與日籍警員發生衝突而被革職,此後他積極想找機會報復。當時,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正展開對原住民的鎭壓,許多山區的腦丁、隘勇被動員服勞役,因而引發他們的不滿。蔡淸琳乃藉機煽動這群人,宣稱已與淸國取得聯繫,淸軍允諾前來支援將日本人逐出台灣的計畫。

報導中照片所示者應為蔡清琳,取自 1907 年 11 月 20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07 年 11 月 14 日,蔡淸琳率眾攻擊地方分遣所警察,隔天攻入北埔支廳辦公處所,殺死包括支廳長在內的 57 名日人。日警得到消息之後,立即派出數百名軍警前往鎭壓。蔡淸琳的跟隨者,包括腦丁、隘勇與原住民共約 200 多人,當大家發現根本沒有淸兵來援後,知道他的說詞根本就是一場騙局。其中部分原住民不甘受騙,趁蔡淸琳停留山區過夜時,將他的腦袋砍下殺害。日警抵達北埔後,當場槍殺 81 人,逮捕百餘人。同年 12 月 13 日,總督府在北埔開設臨時法院,經過審理之後,判處 9名幹部死刑,97 名參與者被處以行政處分,這樣才結束這場動亂。北埔事件後,1912 年到 1914 年間各地還發生多起謀反事件,包括 1912 年因竹林產權問題而引發的林圯埔事件,以及同年由黃朝發起的土庫事件等。

北埔支廳,即今日之北埔金廣福公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作者:Paul Chiang

而後,最受矚目的是「苗栗事件」。這個稱呼包含了數年間在各地發生的謀反案件,其中最被熟知的人物是羅福星(1886-1914)。羅福星原籍廣東鎭平,曾來台就讀苗栗公學校,然後再回到廣東故里,1912 年再度來台,組織團體並宣稱與中國革命黨有聯繫。

羅福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13 年 9 月,因大湖支廳槍械遭竊,致使其組織被查獲,部分參與者遭到拘禁,同年 12 月羅福星在淡水被捕。與此同時,尙有陳阿榮的南投事件、張火爐的大湖事件、李阿齊的關帝廟事件、賴來的東勢角事件。這些案件領導人之間互無聯繫,而且大多未眞正擧事前即被查獲。針對這些時間相近之案件,總督府在苗栗成立臨時法院進行審理,因而這一連串事件也被統稱為「苗栗事件」。

臺灣總督府。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原本這些事件,大致被視為同一性質的地方反日陰謀事件,到了戰後歷史解釋卻出現很大的變化。因為在這些事件中,以羅福星事件牽連人數最多,本人又留下一些反日的宣傳文獻,吹噓其抗日組織人數與外部的聯繫,因而讓其抗日事蹟受到特別的表彰。戰後,國民黨政府以羅福星曾參與國民革命,並受到孫文與同盟會幹部指派等為由,不僅在苗栗大湖建立昭忠塔,並將其故事編入小學的教科書中,成為「愛國」的典範人物。實際上,這段史實明顯有過度渲染之嫌。

時至今日,再回顧羅福星抗日的史實及其表彰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値得我們重新省思之處。

日治前期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1915 年的礁吧哖事件是一個轉折點。該事件主謀余淸芳(1975-1915),曾任基層員警巡查補,而後遭解職。1914 年,余淸芳到台南開店經商,並常出入西來庵,因而結識齋教信徒羅俊,由此機緣讓他開始構思如何藉由宗教救贖觀念宣揚革命,而後這個構想日漸成形。

余清芳(左)與羅俊。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15 年初,余淸芳開始宣傳,台灣已出現神主,將助台人驅逐日人建立「大明慈悲國」。由於信眾日增,日警開始展開查緝,此時余淸芳等雖曾發動攻擊,但武力差距過於懸殊,不得不率眾退入礁吧哖一帶之山區。經過日本軍警的圍剿,9 月間羅俊與余淸芳被捕處決,另一位領導人江定隨後也被民眾殺害。總計這次事件被捕 1,000 多人,其中 866 人被判死刑。由於死刑人數過多,還引起日本國內輿論的非議與關注,因此最後共有 95 人被執行死刑,其餘皆獲得減刑。

這是最後一次以宗教迷信號召群眾的抗日事件,同時也是日本統治者最後一次動用「匪徒刑法令」,審理反抗政府的民眾。

西來庵事件被捕義士,由臺南刑務所遭押臺南地方法院送審。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此外,民間社會傳說,軍警鎭壓過程中,曾發生屠村行為。不論屠村是否眞實,日方對此一事件的強力鎭壓對台灣社會確實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許多台灣知識份子的書寫中,都曾提及這個事件的震撼。近年來,有關羅福星的神話被解構,有關礁吧哖事件的歷史意涵,則被持續地深化探討。

由此可見,歷史事件絕非單純的過去,而是可以不斷在當下重新討論的事實。

我們必須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重新理解日治時代不同階段的各種抗日運動。

本文摘自《典藏台灣史(六)台灣人的日本時代》一書。

典藏台灣史(六)台灣人的日本時代

  • 作者:何義麟, 蔡錦堂
  • 出版社:玉山社
  • 出版日期: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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