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蔣政權接收台灣初期，即逐步實施警特高壓統治，加上官僚普遍貪污腐化的情況下，原本有良好法治基礎的社會治安也漸漸出現混亂現象，但是，蔣政權將台灣當作佔領地、次殖民地，以「台灣人被日本奴化」的藉口，下令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指揮警特展開濫捕亂關，於是，戰後不到一年，日治時代留下來的監獄很快就人滿為患了。
根據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報導，第三監獄第二分監（高雄刑務所）就因收容的受刑人太多，而驚傳二十八名受刑人暴斃事件，另有約八十名則處於病危狀態。在此事件發生的前幾天，台中監獄也有十名左右的受刑人死亡。
第三監獄第二分監當時可以收容的定員是一百名，最高極限可以收容二百五十名，但是，由於濫捕濫押，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卻硬是收容了六百九十四名，其中，已決的受刑人三百六十八名，未決的嫌疑犯三百二十六名（佔達近一半，可見濫押及司法怠惰的嚴重）；獄內頓時成為活地獄，平時收容最多八名的監房，竟然收容達二十多名。
被收容者完全無法睡眠，食物、衣服及藥品都嚴重缺乏，供應的米飯腐敗且混雜泥沙，更將受刑人、嫌犯分等級供應，已決的受刑人分兩級，一等的給兩碗，二等的給一碗半，未決的嫌犯只給一碗。由於營養嚴重不足，病患從六月起即急劇增加，到八月底截止的病患數占達總收容數的百分之七十；而死亡者平均每月有二十五人，七月中旬嚴重到已經有將近二十人死亡。
事件發生後，立刻引起受刑人家屬及社會的廣泛重視，紛紛提出指責，可是，第二分監的分監長呂見發（時年三十三歲，因與極權政權的特殊關係而以少壯獲任斯職）竟仗勢不理不睬；該分監的看守長洪萬、獄醫蔡樹標及十一位職員，便在九月初前往台南，向第三監獄長邱鴻恩遞交陳情書和辭職書；這是空前絕後的台灣監獄官職員集體辭職事件。
陳情書指出，分監長為了保持職位，將分監經費浮濫列報為對上級的交際費，造成醫療費的短缺，對於被收容者家屬申請『重病入院治療』診斷書，又多所刁難，如不關說，即拒絕開具證明送交法院。
洪萬等人還提出指控，一、分監五十九名職員中，分監長的親戚就占了三十四名。二、分監長的弟弟呂金鐘擔任看守，數度利用職權將未決嫌疑犯莊金海的太太帶到宿舍誘姦，被同事黃網撞見，分監長竟恐嚇黃網不得將所見告訴他人。三、剋扣監內製品外賣價格。四、對外購物品索取回扣及無償贈品。
九月初，高雄民間仕紳組織『高雄市自由保障委員會』；九月十四日，由委員會主任陳啟川率領法律組長王清佐、宣傳組長郭國基、處理組長曾宗鐘，以及省立醫院院長、市立醫院院長、市政府衛生股長等人，前往第二分監視察。
他們共同的觀感是：整個監獄確如活地獄，囚禁狀況令人觸目慄然，監房設備簡陋，受刑人在牢房內全無躺臥餘地，每個牢房都散發出惡臭，每一位受刑人普遍罹患皮膚病，嚴重者的皮膚且已發黑變青，而且個個骨瘦如柴。
經過社會人士及輿論的抨擊、呼籲之後，第二分監的情況才略為改善，當年九月至十月受刑人死亡人數降為七名。
可是，這些改變仍然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當時的『和平日報』在同年九月中旬，曾刊出以《改善囚犯生活》為題指出：
「囚犯的增加，使得監獄應接不暇，當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囚犯為什麼增多呢？據分析，本省各處監獄犯，以竊盜案為最多，這當然是社會不安定，失業者增多的緣故。但是，另一方面，執政的人也不能卸責的，如司法行政的雜亂、濫捕人民、辦事效率的低落等。」
「本來，國民犯法，如無適當證據，事不應濫予逮捕的，可是，如今的『嫌疑犯』者，為數之多，恐怕也只有逮捕者自己心裡明白的吧。犯法有據，必須逮捕時，如無正式公文，也是不能逮捕的，可是，如今是誰有權勢誰就可以逮人，一點也不負責任。」
「既逮之後，應當迅速偵訊，無罪開釋，有罪判處，可是如今竟有許多坐牢數月連罪名也弄不清楚的。甚至有許多所謂『密告』，既無原告人姓名住址，也無事實，執法機關就不問情由，把被告人抓起來再說，這種種行為，簡直離人權太遠了，甚至連執法者本身是否公正清白也都成了問題。」
「有權勢的人隨時可以抓人，抓了之後，誘可以隨隨便便加以虐待，使其不明不白的死去，這是什麼時代、什麼世界？我們倘想到『誰無父母，誰無妻子』，真不禁為之寒心。而在法律之前，假法律之名，竟發生如此不法行為，更不能不追究一下是誰的責任。」
是誰的責任？蔣政權沒有人為這種發生於每一個監獄的現象負責，第二分監的分監長則因關係特殊而相隔一段時間後只被調職而已。
當年不只是第三監獄第二分監如此，所有台灣的監獄狀況都一樣，在後來的幾年中，中國國民黨蔣政權濫捕亂關的情形，由於實施白色恐怖及極權戒嚴，則更為嚴重，蔣政權毫無改善獄政措施，卻是增加更多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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